4月25日，《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簡稱“規劃綱要”）發布，規劃綱要提出要推動深莞惠一體化發展，建設跨區域產城融合組團，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現代化、創新型都市圈。

　　提及深惠兩地，不得不提的是數十年前，愛國人士在深惠兩地共同完成的“香港秘密大營救”（下簡稱“大營救”）：1941年，日本占領香港，數百名被日軍搜捕的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突然神秘“失蹤”，幾個月后卻安然岀現在抗日大后方根據地。這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歷史奇跡，也是深惠兩地共同完成的奇跡，被茅盾稱作“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營救路線成為兩地紅色教育打卡的重點。日前，由惠州市委宣傳部組織的“走讀百年惠州”大型采訪團按照歷史記載，重走了大營救線路，羊城晚報記者由此出發，多角度勾勒、還原這份偉大的紅色記憶。

歷史文獻及實物資料尤其有助于加深學生對歷史的認知

　　現狀掃描

　　大營救參與者后人到惠重溫歷史

　　在剛剛過去的“五四”青年節，惠州市惠陽區結合自身文化特色，推出“永遠跟黨走，奔跑吧青年”紀念五四運動公益跑活動，逾千市民從葉挺紀念館出發，沿著大營救線路，沿路打卡了惠陽紅色人文景點。

　　位于秋長街道茶園村的榴兆樓和嗣前新居是本次打卡線路的重點之一。記者從惠陽區黨史宣傳辦公室獲悉，1941年，香港被日軍占領后，滯留在香港的國內許多知名愛國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亟需轉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廣東省委安排兩路轉移，其中一路由香港經寶安、惠陽、惠州到龍川轉移到大后方。按照黨組織的周密部署，中共東江特委書記林平派遣惠陽縣委組織部長兼武裝部長盧偉如到惠陽、惠州建立聯絡站，負責文化人的接轉和護送工作。榴兆樓被選為接待站，嗣前新居則作為據點之一，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同志指導檢查護送線路時都曾在此居住過。營救文化人行動從1941年12月起至1942年6月結束，歷時半年多，被營救的文化人、民主人士和其他人士共800多人，其中榴兆樓接待的有數百人。

前來參觀的游客

　　在距離榴兆樓百米開外的日新小學舊址，工人們正在緊張地忙碌著。茶園村村委委員葉俊騰告訴羊城晚報記者，按照規劃，日新小學將被改造為大營救（茶園村）展館，改造工程計劃將于6月份完工，展陳將于今年面向公眾開放，目前相關工作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中。

　　在惠州市惠城區橋東上塘街70號，有一棟三層洋樓，被稱作“東湖旅店”，它是大營救的“地下交通站”——惠州接送站，100多位愛國人士和文化名人就是在它的庇護下成功脫險的，它就是這段驚心動魄歷史的見證者。如今，它是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全館展陳面積700平方米，分為“營救之路”“轉移惠州”和“黨旗高揚”三大展區，采用文字敘述、圖片佐證、實物展示、多媒體演繹等方式，借助雕塑、模型等，全面真實展示大營救歷史。

　　目前，東湖旅店已成為惠州十個重點紅色教育基地里最熱的打卡點。東湖旅館館長袁美霞透露，東湖旅店自2019年開展以來還迎來了多名曾執行營救任務的營救者和被營救的文化名人后代，包括連貫、楊康華、胡繩、喬冠華、劉少文等人的后代，他們在東湖旅店緬懷父輩、重溫歷史。

　　惠城區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表示：“這次大營救沒有犧牲一個人，沒有被捕一個人，實為‘勝利大營救’。”安全轉移的背后是數以千計無名英雄的默默奉獻，展現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家國情懷。“看展過程中內心非常觸動，覺得現在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也更加堅定我們黨員心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信念。”有著近40年黨齡的老黨員阮瑞群如是說。

市民沿著大營救線路打卡惠陽紅色人文景點

　　歷史勾陳

　　惠州天時地利為大營救中轉樞紐

　　1941年12月8日，日軍侵占香港，封鎖了港九交通要道，并在香港進行地毯式搜查。抗日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屬800余人被困香港，命懸一線。為了保存抗戰的有生力量，次年1月，一場爭分奪秒、驚心動魄、斗智斗勇的大營救上演。

　　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先后兩次電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連貫等人，希望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以及不惜一切代價，將被困香港的民主文化精英營救出來，并將他們安全護送到國內抗日戰爭大后方和革命根據地。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廖承志開始策劃部署并實施大營救。

　　據史料記載，黨組織對營救工作做了周密部署：一是確定營救對象，并盡快與他們取得聯系；二是確定分陸路（東線）、水路（西線）撤退；三是撤退路線分段、分區，從港島地區，到九龍、寶安、惠州、老隆、韶關，沿途均設立秘密接待站。沿途黨組織和游擊隊還做了詳細分工，批定專人負責，確保萬無一失。

　　因為船只不夠，加上日軍對海上實行嚴密封鎖，全部人員不可能全由水路撤退，所以大部分營救對象必須從陸路撤走。他們先由武工隊員護送，分批從港島秘密渡海，安排到設在九龍的秘密交通站。從九龍撤往惠州又分為兩條線：一是從西貢乘船渡過大鵬灣；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鯊魚涌登陸后步行到惠州；二是從九龍經青山道、荃灣、大帽山、元朗，渡過深圳河進入寶安，然后轉往惠州。大部分人均是從這條路線脫險的。

　　惠州黨史專家、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調研員何煥昌表示，大營救主要一條路線是經過惠州北上，選擇惠州為中轉站主要是看中惠州的地理位置，有健全的地下黨組織，有東江游擊隊的堅強武裝，有良好的統戰工作基礎，加之有較好的群眾基礎，能夠較好地解決護送過程中吃、住、行等比較棘手的問題。東湖旅店由于隔街近江，交通便利，且對外營業，便于掩護。

東湖旅店外觀圖

　　未來展望

　　話劇《大營救》擬國慶期間上演

　　“文化名人和愛國人士們在中轉期間，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故事，但先前因為展廳面積等因素限制，未能將其鋪開講述。”袁美霞告訴記者，離東湖旅店50米不到的楊啟明故居將進行修繕，啟動“香港大營救”行動舊址第二期保護開發，二期將實現對一期的補充，屆時將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香港大營救中的文化故事。

　　不僅如此，今年國慶期間，惠州人有望在家門口觀看話劇《大營救》（暫名），身臨其境地感受當年那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行動。

　　今年3月底，大型原創話劇《大營救》合作簽約儀式在北京舉行，該劇將由惠城區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與國家文旅部直屬院團中國煤礦文工團共同打造，以大營救這一歷史真實事件為創作素材，根據抗日戰爭期間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江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秘密營救香港淪陷區文化知名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及國際友人的英雄事跡，進行戲劇改編，塑造和謳歌戰爭年代共產黨人的英雄群像和革命精神。

　　近日，惠州話劇《大營救》主創團隊采風活動正式啟動，“營救這些著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是我黨的一次英明決策和成功案例，是展示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血脈相連、不忘初心的集中體現。”中國煤礦文工團黨委書記劉中軍表示，劇本創作要將大營救中遇到的艱難險阻、東湖旅店內發生的歷史故事與保護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意義結合起來，升華主題，把該話劇打造成有思想高度、有理想情懷的作品。

　　“劇本要結合藝術規律進行創作，融入惠州本土文化元素，打造精品。”惠城區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局長巫志華表示，該局將充分尊重主創團隊的藝術創作，全力以赴與其共同打造藝術精品。

　　記者了解到，作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文藝精品，《大營救》將于國慶期間在北京和惠州兩地演出。

　　文脈故事

　　“惠州西湖”出自廖公手

　　在剛剛過去的“五一”小長假，惠州西湖景區成為省內熱門景點。900多年前，東坡寓惠期間寫下詩文，首稱“豐湖”為“西湖”。站在惠州西湖風景區正門口（平湖門），細心的游客、市民可以看到在“惠州西湖”門樓上，“惠州西湖”右邊寫著“廖承志”三字。

　　不過這并非是廖承志專門題寫，而是挑選自他的詩句。“大營救”時期，廖承志曾途經惠州西湖，見到惠州遭日寇掃蕩后的慘狀，痛心萬分，于是作詩 《惠州西湖留丹亭》：“破碟樓頭來復去，留丹亭畔恣徘徊。悠悠夜月東江水，忍望天南剩劫灰。”

　　上世紀80年代，惠州正在完善西湖景區建設，廖承志將關于西湖留丹亭的詩詞寫好后，讓連貫轉交，并囑咐說書法里已有“惠州西湖”幾個字，就不再另行單獨為牌坊題寫了。不僅如此，西湖內留丹亭的牌匾亦出自于此，留丹亭左手邊的石碑上也鐫刻著此詩。

　　如今，不僅在惠州西湖可以追尋廖承志的足跡，而且在紅花湖景區的故鄉園，還安放著廖承志的靈骨，廖承志生平陳列室也位于此。“從方位上來講，陳列室正門朝向正對著廖承志祖籍地——陳江幸福村。”陳列室工作人員曾文娟介紹，2014年9月25日，時值廖承志誕辰106周年紀念日，陳列室正式向公眾開放，真實再現他的光輝歷程和革命事跡，現在這里已成為民眾繼承先賢遺志、弘揚革命精神的紅色經典景點。

西湖內留丹亭旁邊仍刻著廖承志的詩

　　文脈鏈接

　　偉大的營救

　　特約撰稿/陳雪

　　1942年春，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淪陷后的香港發生了一起悄無聲息卻又震驚中外的大事件。數百名被日軍搜捕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在日軍嚴密封鎖之下的港島上突然“蒸發”；幾個月之后，這些神秘消失的人物，卻安然出現在抗戰大后方和抗日根據地。一時間，敵人為之震驚，世界為之矚目！這場被茅盾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的指揮下，由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廣東地方黨組織和東江游擊隊，經過精心策劃和共同努力，創造出來的抗日奇跡。

　　“七七”事變之后，內地受到日軍瘋狂進攻，各處硝煙彌漫，戰火紛飛，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來到香港，筑成抗日救亡的文化陣地和戰斗堡壘。

館內通過雕像還原被營救者除夕到惠州吃年夜飯　

　　“皖南事變”爆發，一大批受國民黨頑固派迫害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轉戰香港，前后兩撥人共同在此構筑起一條愛國抗日統一戰線。日軍進攻香港時，聚集在九龍城的文化人士為避戰火，大多被秘密轉移到香港島內，還有一部分則在城郊隱藏下來。香港島、九龍、新界全部被日軍攻占后，在香港的地下黨組織和港九手槍隊，又陸續把被困港島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秘密轉至九龍或西貢，以待時機向內地轉移。

　　在營救轉移過程中，為保證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安全，由廖承志、潘漢年、連貫、尹林平（林平）、楊康華、梁廣、劉少文等人組成的港九疏散委員會經過細致周密的商討，制定出四條出港轉移路線，分為陸路和水路、西線與東線。這四條路線分別為：九龍-長洲島-伶仃洋-廣州灣（今湛江）；九龍-長洲島-海陸豐；九龍-青山道、元朗-寶安游擊區；九龍-西貢-沙魚涌-惠陽游擊區。

　　為實施這個龐大的營救計劃，中共廣東省委動員了數百名地下黨員，調動了數十個地方基層黨組織，集中了東江游擊隊的主要武裝力量，共同參與這次大營救行動。在香港避風塘、九龍塘、牛池灣、西貢、元朗十八鄉、深圳、坪山、惠陽、惠州、老隆、韶關、澳門、珠海、中山、江門、肇慶、湛江、海豐、陸豐、豐順、興寧、梅縣、大埔等各地建立了數十個秘密交通站；南方工委、粵北省委、粵南省委、東江前委、東江后委無不傾盡全力，配合這次營救行動。時任南方工委副書記和廣東省委書記的張文彬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在給延安的報告中要求中央最少撥付100萬元，以解決在營救過程中的燃眉之急。

　　100萬元，對于當時的延安來說，不啻是一個天文數字。當時在延安紅軍大學，每個學員的教育費，包括伙食、衣著每月不到15元。那時中央機關每人每天的伙食費僅有0.2元。地處貧瘠的陜西一隅，又遭到國民黨的經濟封鎖，要靠大生產自救的延安，卻勒緊褲帶拿出100萬大洋來營救文化人士。

　　有人對此頗為困惑和不解，毛澤東在1942年春的大營救期間，是這樣對大家說的：“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對于知識分子覺得特別寶貴……沒有革命的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

　　被中共營救出來的梁漱溟脫險后，曾給兒子寫過一封家信。信中說：“我是注定不會死的，因為我要是死了，中國文化就會中斷，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為之改轍。所以，這次大難當頭，到處都有許多不認識的人幫助我，使我化險為夷，這是天意。” 他所說的這些“許多不認識的人”是誰？就是廣東地下黨組織和東江抗日游擊隊；“天意”是什么？就是苦難的中國誕生了一個人民的政黨——中國共產黨。

　　整個大營救工作歷時200余天，行程2萬余里，足跡遍及中國的十余省市，共營救出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800余人。在這些人當中，不少是扶老攜幼或夫妻同行，如鄒韜奮、茅盾、張友漁、柳亞子、宋之的、胡風等。他們在營救轉移過程中，無一人被遺漏或落入敵手。而參加營救工作的共產黨人，卻大都是無暇顧及個人與家庭：廖承志、連貫把各自的母親、妻兒留在香港；陳曼云與新婚丈夫香港辭別；黃冠芳把戀人派去組建交通站；盧偉如、陳永為建秘密聯絡站，把未婚妻接到惠州“突擊結婚”；李少石、廖夢醒夫婦去澳門建交通聯絡站。更令人扼腕的是，大營救的主要組織策劃者之一張文彬以及短槍隊長劉黑仔等，后來皆壯烈犧牲……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過：“對一切為國家、為民族、為和平付出寶貴生命的人們，不管時代怎樣變化，我們都要永遠銘記他們的犧牲和奉獻。” 粵港澳地方黨組織和東江抗日游擊隊，在大營救工作中履險蹈危，歷盡艱辛，他們用實際行動樹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銘刻著永不磨滅的歷史功勛，成為激勵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征途上的強大精神動力。

 　　統籌策劃/羊城晚報記者 馬勇 陳驍鵬

　　文/圖 羊城晚報記者 林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