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上午，記者在小馬站一流水井古城遺址現場舉行的媒體通報會上獲悉，該遺址考古挖掘工作取得階段性突破。

　　記者現場看到，該遺址東臨北京路千年古道遺址，西臨藥洲遺址，南近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是歷來考古發現的集聚地。

　　據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張強祿介紹，早在1998年，為建設地鐵一號線，這里曾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了一段漢代廣州城的城墻。“此次考古發掘，在之前的基礎上擴大了范圍，有了更深入的發現。”

　　通過現場展示的廣州城區變遷示意圖可以看到，廣州城的范圍從漢代至唐代、宋代、明清，有了明顯的擴大。

　　項目負責人程浩介紹，小馬站—流水井古城遺址地層堆積深厚、出土遺物豐富，建筑基址密集，延用時間較長，各時期建筑或等級頗高或規模較大，是小馬站一帶一直處于廣州古城核心區的重要實證。遺址內的文化堆積多呈斜坡狀，東高西低，高差最大可達10米，反映了這一區域從東部古城墻所在崗地向西部古西湖水域的地形變化，對廣州古城歷史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在我看來，這是繼南越國宮署遺址發掘以來，廣州城市考古最重要的一個考古項目。”張強祿認為，其意義和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遺址的年代跨度長，揭露出來的遺址年代從西漢一直延續到近現代。二是其遺存類型比較豐富，有大型建筑的柱坑等，還有城墻，以及西湖的堤岸遺跡、明清時期流水井路的古道，充分反映了廣州古城和城市變遷密切相關的一些元素。三是本身這個項目的立意也比較高，這個項目是配合越秀區主導的大小馬站書院群保護項目開展的考古發掘，也就是將地下重要考古遺存發掘出來以后，未來將進行原址保護，挖掘其價值，讓文物活起來。

　　出土文物共2800件（套）

　　廣州小馬站—流水井古城遺址位于越秀區中山五路南側、教育路東側，地處廣州古城腹地，處于“廣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區的核心地帶。1996、1998年，曾在遺址東北部發現一段東漢、東晉、南朝時期的城墻，系當時廣州城的西城墻，在遺址周邊也曾發現較多重要遺址。

　　根據文物保護法律法規，配合越秀區大小馬站書院群保護項目（北地塊）的建設，經報請國家文物局批準，在省、市文物局的指導下，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1月起對項目用地進行了考古發掘。

　　本次發掘面積共2400平方米，遺址內的文化遺存非常豐富，現存堆積從漢代一直持續至晚清民國時期，最深處距現地表約9米，已清理漢至清代各類遺跡572處，其中在發掘區域東部揭露了東漢晚期、東晉、南朝及唐代廣州城西城墻的一段及其附屬設施；

　　在發掘區域東部和中部清理了五代南漢時期大型建筑基址和唐宋時期西湖石筑、木構堤岸，并發現疑似碼頭的遺跡；

　　在發掘區域西部清理了明清時期流水井古道、明代大型居址和清代書院建筑基址。

　　此外，遺址內出土了大量磚瓦、瓦當等建筑構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以及漢至民國時期陶器、瓷器、鐵器等文物共2800件（套）。

　　發現多處古城墻

　　該遺址還發現了東漢、東晉、南朝及唐代廣州城西城墻。

　　在遺址東部發現的東漢城墻呈南北走向，方向350°，揭露長11.6米、寬10.1米、殘高0.8米，用山崗土夾雜筒瓦、板瓦、陶器殘片層層夯筑。墻體無基槽，系對當時山崗地表平整處理后平地起夯。

　　東晉城墻在東漢城墻上加筑而成，由墻芯、內包磚、外包磚、散水組成，揭露長28米、寬8.6米、殘高1.5米。墻芯層層夯筑，內外用磚包邊，自下而上向內側收分。部分外包磚上模印“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紀年文字，局部用唐磚補砌。

　　南朝城墻在東漢、東晉城墻基礎上向東西兩側擴寬，亦由夯土墻芯、內外包磚組成，西側已被破壞，揭露長15.4米、殘寬10.6米、殘高1米。城墻外側還有東晉、南朝時期的馬面等大型附屬結構。

　　唐宋西湖及東側堤岸主要包括南漢湖岸石護堤、宋代磚駁岸、宋碼頭遺跡和唐宋木構護堤等。其中南漢湖岸護堤長29米，湖岸為土壁，自上而下向西傾斜，外側用石塊順湖壁錯縫壘砌9層為護堤，殘高1.8米，頂端、外側面及邊緣齊整。

　　護堤西側為宋代碼頭建筑，平面近似長條形，揭露長12.5米，寬5.7米，石包土芯結構，兩側用石塊順向包邊，中間用紅土層層夯筑，自城墻邊向西湖水域方向伸出。碼頭南包石外有用南漢、宋代磚堆成的駁岸，駁岸由碼頭南邊緣向湖內形成斜坡面。在遺址西首還發現兩段破壞較嚴重的唐代和宋代木堤岸，堤岸均呈南北走向，唐代堤岸僅存兩方木樁斜撐，宋代堤岸還保留有南北向一排3根木樁，樁內橫置木板。

　　在遺址中部發現一段南北向走道，方向336°，清理長約20米、寬3.1米的明清流水井古道。路面自上而下分屬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個歷史時期。清晚期路面用紅砂巖條石鋪砌，僅北部、中部有零散殘存。明代晚期路面保存較好，兩側用紅砂巖條石順向包邊，中間用碎磚石平鋪地面，路面中間略高于兩側。

　　遺址西部在現代層下還發現了6處房址，為清代書院建筑基址。房址磚均為磚結構建筑，排列有序、布局整齊，呈東西向分布。初步來看房屋有四間、五間多種形式，整體東西長21米，南北約14米，房基墊土厚約30厘米，內間門位置不一，地面經過處理，堅硬、平整。

　　進一步明晰廣州古城發展和變遷

　　張強祿認為，小馬站—流水井古城遺址的發掘，進一步明晰了廣州古城的發展和變遷，為認識廣州古城的結構布局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是廣州城市文脈傳承賡續的又一生動實例。

　　據介紹，本次發現的東漢、東晉、南朝及唐代城墻是當時廣州城的西城墻，結合歷史文獻和東漢墻體下更早時期的柱洞、灰坑等遺跡，東漢城墻應是交州刺史步騭于建安十五年（210）在南越國時期建筑基礎上重建番禺城時修筑的，或與“步騭遷州”的歷史相印證。

　　在包邊磚上發現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紀年、不同時期墻體及附屬設施的疊壓打破關系，和在東晉包磚上發現唐磚補砌的情況，說明城墻自東漢末年建成后，在東晉、南朝時期不斷修繕、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說明了東漢至唐代廣州城的西界在近700年間未發生變化，同時東晉城墻在夯土墻芯兩側用磚包邊的方法，也是我國較早使用磚砌城墻的實例，體現了在南方多雨潮濕環境下的建筑特點，是中國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發現。

　　城墻兩側的南漢建筑墊土、磉墩及發現的獸面瓦當、脊頭瓦和脊獸，說明在五代南漢時期該處經過大規模的平整，應有一組大型高等級建筑。這一發現符合南漢高祖劉巖升廣州為興王府，大興土木、廣建宮室的歷史記載，結合遺址西部地層堆積的水域特征和西南側的藥州遺址，該處大型建筑很可能與南漢宮苑有關。

　　遺址內發現的南漢石護堤、宋代磚駁岸和唐宋時期木堤岸結構，反映了漢唐廣州城外的這片水域經過了唐甘溪西支、南漢仙湖和宋西湖三個階段的變化。而發現的宋代疑似碼頭的建筑基址，說明這里在宋代可能有一處碼頭自子城外向西湖內伸出。

　　遺址西部發現的明清時期流水井古道和清代書院建筑基址，反映了明代廣州“三城合一”后，這一帶經過淤積已成為廣州城市中心的繁華區域，而這批排房建筑，從結構和布局來看，很可能和清中晚期書院有關，對研究廣州古城功能布局和城市變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

　　據悉，本次考古工作得到了越秀區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越秀區城市更新項目管理中心、北京路街道等單位的大力支持。

　　采寫：南方+記者 黃堃媛 徐子茗

　　攝影：南方+記者 姚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