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梅花墩春秋窯址：嶺南東江流域陶瓷重要源頭

　　編者按

　　在惠州博羅園洲鎮田頭村，梅花墩窯址于1973年被發現，距今已50年。其間歷經兩次發掘，出土遺物豐富。這是廣東省目前發現時間最早、最先進的一座龍窯，為研究陶瓷工藝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如今，這一重要的“人文寶藏”卻深藏于農田魚塘，幾乎無人問津，當地老百姓也知之甚少。“這里都是農田山地，保護傳承需要與鄉村振興相結合，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才能充分調動民間力量！”專家認為，要由政府、市場、民間三股力量來驅動發展，才能實現“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 （李海嬋）　　

 
惠州市博物館《東江流域的文明》展廳，陳列著梅花墩窯址出土文物

　　文/余小倫

　　博羅梅花墩古窯遺址，是歷經考古發掘得以驗證的嶺南春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以出產幾何紋硬陶器為主的核心窯口。

　　就制作工藝和生產技術而言，該窯器型種類多，生產數量大，產品質量好，在生產工具、紋樣、龍窯燒制技術的運用乃至原始青釉瓷的出品等方面，均超越以往的制陶水平。

　　它在嶺南古陶瓷研究中所呈現的學術價值以及文化意義，影響了人們對先秦時期嶺南文明狀態的重新認識，并證明了百越時期的東江流域已邁入稻作農耕文化的新階段。

 
梅花墩窯址被農田魚塘“吞沒”

　　壹  廣東為數不多的春秋時期遺址

　　惠州歷史悠久，文物古跡遍地。從出土文物考證，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類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這里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東江流域古越時期生產印紋陶窯遺址最多、出土數量最大、制作工藝最優、種類最全的地區。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博羅園洲梅花墩窯與博羅龍溪銀崗窯。

　　據惠州市博物館編寫的《惠州文物志》介紹，梅花墩古窯于1992年—1995年兩次發掘、清理龍窯一座，窯體長15米，出土器物豐富，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器、動物模型三種類型。

　　在生產工具方面，有陶紡輪、陶網墜、陶拍、陶墊。陶紡輪有菱形、算珠形兩種。陶網墜有圓柱形、方柱形、扁圓形三種。陶墊有蘑菇形、梯形、橢圓形三種。陶拍有蘑菇形、橢圓形和拍面長方形三種，拍面有方格紋、斜方格紋、凸浮夔紋等。

出土文物陶豆 莫樹華 攝

　　生活用器主要是泥質硬陶器，泥質灰陶居多，次為泥質紅褐陶、夾砂陶器和釉陶很少。紋飾最常見為方格紋、夔紋、菱格紋、篦點紋和重圈紋等，菱格凸塊紋、方格凸點紋、篦刻線紋、云雷紋、弦紋等也較多見，此外還有少量編織紋、曲折紋、水波紋、指甲紋和小圓泥成對粘貼后壓圈而成的附加“目”紋等。

　　動物模型種類以牛、羊為主，另有鹿、雞、鳥、狗、鼠等。大部分動物模型光素無紋，少數見有圓圈紋，附加“目”紋、羽狀紋、刻劃紋、篦點紋和刻畫符號。

　　梅花墩窯址是一處以夔紋為主的文化遺存，也是經正式考古發掘的廣東為數不多的春秋時期遺址，根據華南理工大學材料學院無機材料系和應用化學系有關專家對梅花墩遺址第三層和第四層出土陶片和瓷片所做熱釋光（一種陶瓷燒制后時間的測量技術）年齡測量，大約在距今2800年（春秋早期）。

弦紋灰瓷豆 莫樹華 攝

　　貳  春秋嶺南手工業的“高端制作”

　　梅花墩古窯所生產的陶、瓷器，是春秋時期嶺南手工業“高端制作”的代表，并作為先秦時期嶺南文化符號之一而載入史冊。

　　古窯陶瓷器皿的文化內涵，主要以器型和紋式為主。在器型方面，據劉成基教授和楊少祥教授撰寫的《廣東博羅縣園洲梅花墩窯址和發掘》介紹，“陶器種類有罐、豆、甕、釜、碗、缽、杯、簋、盤、壺等”，其中，“簋 可分二型。”“（1）型：1件。泥質灰陶。”“（2）型：均殘。弧腹，圈足。器表飾夔紋、方格紋、篦點紋和刻劃符號。”；“鼎足可分三型。”“（1）型：獸路蹄形足，足尖內勾，根部有二按窩。”“（2）型：圓柱形足外撇，斷面呈圓形。”“（3）型：錐形足。足根部有兩個深壓的小圓窩，足內側有一小槽。”《周禮》有曰：“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古越人雖不可能完全照搬《周禮》制度，但古越等級制度反映在器物上的相仿或相似性是符合時代特征的。

　　在紋式方面，嶺南印紋陶的起源與陶器盤泥制器有關，盤泥法因完成制作后陶坯粗糙，痕跡明顯有礙美觀，故需使用陶拍打平修整。多次使用或品質較差的陶拍，其拍面粘連陶泥凸起或碰到硬物凹下，成為“壞拍”，本應廢棄不要，但某工匠在未知的情況下依然繼續使用，在連續拍打過程中，坯體表面即形成規整紋狀“線條”，盡顯出凹或凸狀美感。由此，這一“廢拍”得以保留并繼續使用，這一偶然之失成就了印紋陶時代的到來。在漫長的制陶工藝生產實踐中，遠古陶匠在“凹”“凸”點狀紋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實踐摸索，衍生發明了云雷紋、方格紋、水波紋，直至繁復精美的夔紋。由此，形成陶瓷歷史發展中的獨特現象——印紋硬陶的文化標志。

梅花墩窯址出土的陶罐，紋路清晰精細 莫樹華 攝

　　關于梅花墩古窯的現實意義，博羅縣博物館楊愛清作《博羅縣古窯址考略》一文寫道：“梅花墩春秋窯址的發現，填補了廣東無春秋時期龍窯的空白。同時，把廣東省龍窯的上限，從晚唐推前到春秋時期，成為廣東地區最早的龍窯，也是全國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龍窯之一，在廣東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1992年4月，被列為博羅縣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園洲梅花墩窯址的發現，為研究廣東先秦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實物依據，進一步證實，越人的祖先有自己的文化。窯址以及出土器物決不會是外地傳入的，是地地道道自身的產物，足以反映自身的文化。同時也說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是比較先進的。”“其次，園洲春秋窯址的發現，填補了我省無春秋窯址史料的空白。根據廣東省目前考古史料介紹：在廣東，已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及西周、戰國時期的窯址，唯獨春秋時期窯址是空白的。而這一時期窯址是否存在，對研究廣東陶瓷業歷史又至關重要。因為歷史不能斷線，究竟春秋時期廣東的陶瓷業是發展了還是停滯不前？梅花墩窯址的發現，正好為研究春秋時期的陶瓷業提供了寶貴的實物依據。”

梅花墩窯址出土的陶羊，由村民捐贈，現存放在園洲鎮文化館 莫樹華 攝

　　叁　 夔紋內涵豐富，以此拓展文創產業

　　從考古資料可知，約在縛婁國時期，夔紋陶廣泛分布于東江流域，東北至龍川，西南至增城、東莞，東南至惠東、海豐，中部在深圳、惠陽。不過，生產窯址至今僅見于博羅梅花墩窯、博羅龍溪銀崗嶺窯以及增城金蘭西爪嶺等古窯，由此可見梅花墩窯在夔紋陶器分布的特殊地位。

　　夔紋在中華傳統典籍中，是中國龍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因而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概念。如：《莊子·秋水》：“夔。一足獸也……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書·舜典》：“伯稽首。讓于夔龍。”《說文·攵部》：“夔。神也。如龍一足。”《龍經》：“夔龍為群龍之主。飲食有節。不游濁土。不飲溫泉。所謂飲于清。游于清者。”

　　由于先秦時期嶺南尚未出現嚴格意義上的文字，因此，圖案便被賦予了社會功能，如不同的器型、不同紋樣的陶器局限于不同階層人物使用，這樣既可以區分等級次序，也顯示出資源效能“節儉”的狀況。此外，夔紋因其“復雜”生動的造型構圖，被許多考古專家學者視為脫胎于商周青銅禮器中夔紋的樣式，并且屬出土地聚落族群、部落或國家的圖騰標志，成為統治權威的象征。夔紋陶在東江流域出現的文化內涵，因縛婁國的史實依據，被賦予了“國器”或“縛婁之陶”的概念。

　　因此，夔紋實乃“百越陶紋”中最具代表性、最經典的樣式。就其內涵而言，夔紋樣式要比陶器本身更加具有象征意義。梅花墩窯址出土陶片標本以夔紋為多見，在工藝制作上，夔龍紋樣的施用既有單一，也重復和組合，十分講究。

　　春秋時期的梅花墩古窯，被視為嶺南東江流域陶瓷藝術源頭之一。建議打造“嶺南夔龍”陶瓷品牌。可追尋源頭，仿效母本。“嶺南夔龍”可以梅花墩古窯出土陶片標本上的圖案為原形，通過現代設計技術和手段，使陶器無論在器型還是裝飾的審美效果上都達到一定高度，打造成實用與美觀兼具的器具。

　　同時，景德鎮湖田窯、浙江龍泉窯、河北定窯、陜西耀州窯、河南鈞窯等，都呈現“古窯新燒”的特點。惠州當地可以效法，打造以夔紋為主題的“嶺南夔龍”品牌，引領手工業制作領域的潮流，讓古老的龍窯重現生機。

村民捐贈梅花墩窯址出土文物

　　梅花墩窯址被農田“吞沒”有待關注

　　文/羊城晚報記者 李海嬋

　　近日，羊城晚報記者實地走訪園洲鎮田頭村發現，農田魚塘幾乎將梅花墩窯址掩蓋，在外觀上看來與普通農田區別不大。如果無人帶領，難以找到。當前，該遺址尚待合理保護、活化利用。

　　當天，記者在半人高的雜草中翻尋好一陣，才看到文保碑。經過風雨剝蝕，上面的字跡早已斑駁不清。“什么古窯”“這里哪有文物”……記者詢問好幾個村民是否知道古窯址的情況，卻都得到了反問。田頭村的老村主任馮有興是村里為數不多的知情人，當年他曾配合考古發掘工作。“那時有大批的考古人員駐村，陣仗很大！”馮有興回憶當年，仍記憶深刻。然而，現在平日除了干農活的村民，鮮有人尋來。“你認真看看，遍地都是上千年的碎陶片！”現場，他隨手從地上撿起一塊紋路還很清晰的碎陶片說。“可惜的是，雖然有歷史研究價值，但是沒有經濟價值，沒有受到重視，”馮有興直白地說道。

　　博羅古遺址眾多，距離梅花墩窯址不過10分鐘車程，人們還能看到龍溪銀崗遺址公園。如今，古窯場遺址主體是幾堆再普通不過的黃土，隨處可見散落的陶片。人們難以想象，眼前這一公園，是廣東省迄今所發現規模最大的先秦陶器制作工場，還解決了夔紋陶和米字紋陶的“孰早孰晚”的學術爭議，并于2002年被公布為省文保單位。

　　記者實地走訪發現，梅花墩窯址、銀崗窯址都普遍存在政策資金支持不足、基層文化硬件設施跟不上、群眾參與度不高等現實問題，這也是不少古遺址的縮影。“這些寶貝不應該只是放在博物館、也不是書本，而是需要鮮活地呈現出來。”華南理工大學廣東旅游戰略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數字鄉村與文旅可持續發展重點實驗室主任、教授、博導吳志才認為，“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是最根本的理念。同時，將遺址保護納入當地的法律法規，立法保護文化。解決好理念、立法兩大問題后，開展“四化”活動，即有形化、項目化、活動化、產業化，推動文旅創新融合。

　　吳志才認為，未來的文化市場一定是政府、市場、民間三股力量來驅動發展，“這些古遺址原先都是農田山地，保護傳承需要與鄉村振興戰略結合起來，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才能充分調動民間力量！”如此一來，才能實現政府主導，有情懷有理念的市場參與，民間力量保護傳承，充分活化“人文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