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東坡這樣點評同時代惠州官員
他倡導廉干、清約、恤民等廉政理念，向上級推薦優秀官員
到惠州后，經由程鄉（今梅縣）令侯晉叔，蘇軾和斷絕42年關系的親表哥、前姐夫程之才恢復了聯系。時程之才任“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掌廣南東路的刑獄公事、察不決案件、復審案牘并兼勸課農桑、舉刺官員，是主管公檢法、農業、推舉考察干部的省領導。紹圣二年（1095），程之才兩次視察惠州都面見蘇軾，這直接給蘇軾在惠州的生活帶來極大方便。同時，蘇軾更是借程之才的影響力，完成了助建東新橋等民生善舉。
正是在這些事情推進中，蘇軾發現推官柯常等官員的品行優秀，他寫信向“舉刺官員”的程之才點評并推薦，其關鍵詞是“廉干”“清約”“恤民”“有心力”“有氣節”。
縱觀蘇軾一生，這些評語，正是其為政為官的廉政理念。
蘇軾一生都在踐行“廉”。
蘇軾書法作品中的“廉”字。
廉干：
廉潔、干練高于能力、政績
紹圣二年（1095）六月，可能是為建東新橋事，蘇軾向程之才介紹了推官柯常，說柯常“柯推良吏，冠一郡也……實見其有風力廉干”。
紹圣三年（1096）一月，為處理博羅大火，他又向程之才介紹推官黃燾“實甚廉干，郡中殊賴之”，并特地問詢“不知今歲舉削能及之否”，關心上級對黃推官的考評。
有幸的是，這封信后世稱為《黃燾貼》，現存于天津博物館，是蘇軾存世不多的書法作品之一。
著名的《六事廉為本》，是蘇軾年輕時的應考習作，值得細讀。所謂“六事”，是《周禮》所載官員須遵循的六條準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
蘇軾最強調的是“廉”。他主張以“廉”來考評官員。“舉其要兮，廉一貫之”“悉本廉而作程”，要把廉潔作為考評的根本準則、一條主線來貫穿全程。而且，要“先責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先考其廉潔的操守，將廉潔置于能力、政績之上來進行考評。因為，他覺得“擬之網罟（gǔ），先綱而后目；況之布帛，先經而后緯”，只有抓住廉潔這個“綱”和“經”，方能綱舉目張，正確無誤地評判官員的稱職與否及其功績大小。
南下惠州經過虔州（今贛州）時，他在《廉泉》寫到“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貪與廉可能會伴生，但早在《六事廉為本》里，蘇軾就強調了“功廢于貪，行成于廉”，官吏的事功荒廢于貪行、德行完成于廉潔，廉潔清白，乃是為官者的最高范式和做人底線。
清約：
清廉節儉、清靜自守，政事清明簡約
紹圣二年（1095）七八月間，蘇軾寫信給程之才，托嚴推官“有兩事面聞”，應該是東新橋和增葺軍隊營房事，他介紹到“嚴令清約，恤民之心”。
幾個月前，從永嘉（今溫州下轄）來惠州探訪的惠誠要回去了，蘇軾寫信付其帶給那里的12位老朋友，信中提到可久和清順兩位僧人，稱其“清介貧甚”，后世《清順可久傳》評注“清約介靜”，可見，蘇軾對“清約”的理解，還是清廉、清貧之意。
同時代的司馬光，在給兒子司馬康的《訓儉示康》中，對“清約”也有闡述。司馬光有感于“近歲風俗尤為侈靡”，專門給兒子舉了個例子：張文節為宰相時，就說過“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我今天的俸祿可以舉家錦衣玉食，但這個俸祿不可能長期啊，以后“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司馬光還告誡兒子，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要寡欲，才能遠離災禍豐碩家庭，如果多求妄用，就會敗家喪身，居官場就必索賄居鄉間就成盜賊，所以，“侈，惡之大也”。
蘇軾在《赤壁賦》里所說的“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其在廉潔意義上而言，跟司馬光的寡欲少求也是一個道理，不是我的，一毫也不取。
蘇軾和司馬光的“清約”，都是相對應“侈靡”的。
恤民：
悲憫、同情、憂慮人民疾苦
紹圣二年（1095）八月，蘇軾給程之才寫信匯報惠州“米賤已傷農矣”，有點贊太守詹范“極有恤民之意”。
蘇軾一生宦游多州，“恤民”之事數不勝數，遭貶嶺外，也是揣著憂國憂民的“恤民”情懷遠行的。
南下惠州路過南康（今贛州下轄），作詩《南康望湖亭》曰“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表明朝廷不取我但我家國熱血并未冷卻；在廬陵（今吉安）時遇見曾安止，作《秧馬歌》附于其《禾譜》之后，不久，他將秧馬推廣到惠州和陽羨（今宜興）。
在惠州，蘇軾借程之才影響力，完成了多件民生善事，更是他“恤民之心”的具體體現。而著名的《荔支嘆》，則表達了對“歲貢”的滿腔激憤，這是根植于對底層的關切與同情，是深深的“恤民”。
晚年，蘇軾進入了他政治思想的全新境界，即從“是否有負吏民”來判斷政治生活的價值，其價值標準已不在廟堂而轉向了民間。
有心力：
用心為人民服務，努力為老百姓辦事
紹圣三年（1096）正月初一，博羅縣發生大火，蘇軾寫信給程之才，請求支援惠州的災后重建。因為“火后事極多”，他推薦了縣令林抃，點評其“林令有心力，可委”。
恩師歐陽修的為官箴言“不問吏才能否，施設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用現在的話語來講，要為人民服好務，最終以人民的“稱便”來考量自己，這對蘇軾的影響應該是巨大的，已經成為他的立身自覺。在朝，他“因法以便民”；在民，在惠州的他雖不再是“吏”，也明白“區區效一溉”獻出微薄之力也只是杯水車薪，但他也無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還是“僭管官事”，這是蘇軾的政治底線。
陸游《跋東坡墨跡》寫到“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不計禍福，憂國之心賦于生民，于民用心用力，是對蘇軾“民本思想”的高度贊譽。
有氣節：
立朝大節極可觀，才高意廣
紹圣三年（1096）一月，蘇軾又書信給程之才。信中，蘇軾專門提及“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這是蘇軾知道程之才要離職北歸了，請求程之才要安排好侯晉叔這個有文采有氣節的佳士。
侯晉叔，就是當年將蘇軾和程之才再次聯系在一起的程鄉令，程鄉當時并非惠州府所轄，但因為與蘇軾以及惠州的關系，我們也一并議論。《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記“侯晉叔，后知南恩”，南恩，治今陽江一帶，相當于從梅縣縣長調任了陽江市長，蘇軾沒看錯。
有文采嘛，我們不提，但“有氣節”，是為最高評價也。
浩然之氣、包容之氣、耿介之氣、超然之氣、豪放之氣、至大至剛之氣、文人氣節、政治風骨，歷史上論蘇軾的氣節，其論著該是汗牛充棟了，無不予以最高評價。
蘇軾的“氣節”，也可以理解為“立朝大節”。蘇軾是以“立朝大節”為當世所首肯的，曾持不同政見的劉安世對其學生說“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高意廣”，這是說蘇軾堅持獨立政見，既不附和新黨也不迎合司馬光。南宋孝宗皇帝也肯定蘇軾的大節，謂其“不可奪者，峣然之節”。
這是蘇軾胸懷天下心底無私、走出廟堂、邁向黎民百姓之所致，是其氣節所致。
吏治：
依法治吏保證官吏為政清廉
紹圣二年（1095）五月，蘇軾寫信給程之才“示諭修橋事”，說到“吏暗而孱，胥狡而橫”（胥：xū，小吏），他擔心官員們把修橋的錢“必四六分入公私下頭”，把錢分了然后把橋“做成一座河樓橋也”，他提出了一些修橋建議。
面對“吏暗而孱，胥狡而橫”，蘇軾有治理主張。早在嘉祐六年（1061），26歲的蘇軾和弟弟一起“應制科試”，蘇軾向皇帝提交了策論文章《進策論》，其中的《策別》有四個方面：課百官、安萬民、厚貨財、訓兵旅，就是關于包括官吏及社會治理具體的措施。
蘇軾提出的“課百官”，是講吏治問題的。他有六點主張：一是“歷法禁”，要求“用法始于貴戚大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抑僥幸”，裁汰冗官；三是以“決壅蔽”，排除障礙；四是以“專任使”，提高辦事效率；五是“無責難”，避免罰錯人；六是“無沮善”，鼓勵有上進心的官員，避免貪污腐化更加肆無忌憚。在“課百官”后，蘇軾又繼以“安萬民”，進一步闡明“民為邦本”的思想。
其“課百官”之六法，是從“依法治吏”出發，從制度上加強官吏的管理、考評，以保證官吏為政清廉，以建設一支事有所主、上下相通、反饋迅速、富有效率的隊伍。
蘇軾更推崇“吏治”，他認為，吏治好，則“天下清明而治平”。
蘇軾兼過幾年“知制誥”，專門代擬王言、草擬誥命、撰寫官員任命文件的詞頭，其對官員的點評文字，真有千鈞之重，可見蘇軾對惠州這幾個官員的點評之分量。
那個時代的官員監察，是“臺諫制度”，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關鍵環節之一。王水照先生認為，“臺諫制度”是范仲淹那一代改革者留給宋代歷史的最大成果，其在蘇軾的心目中幾乎是神圣的。蘇軾就是懷著對“臺諫制度”的敬畏，沉浮宦海，即使“不得簽書公事”，還是以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政治責任感，重新煥發出政治熱情，主動以臺諫要求來觀察周邊影響周邊，力促官員清廉，盡可能多地完成利民之事，以得民“稱便”。
而“廉干、清約、恤民、有心力、有氣節”，雖點評的是九百多年前的惠州當地官員，體現的是蘇軾的為官之道、廉政理念，但也正是我們當代應該學習的，借用陸游的話，“當取法也”。（文/圖 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