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戰勝利，惠州在中山公園前搭建慶祝牌樓，懸掛對聯：“劫后蒼生有新氣象，嶺東雄郡作受降城。”簡明有力地表達了惠州軍民對戰勝敵人的由衷喜悅以及對戰后和平生活的殷切期待，此聯由惠州文化人士吳仕端撰，其老師張友仁親書懸掛，珠聯璧合，成鵝城一時佳話。

　　張友仁乃現當代惠州文化大家，一部民國《惠州西湖志》被當時有識之士贊為：“惠州西湖無完書，有之自友仁先生始。”吳仕端則是后世公認的繼張友仁后又一位代表惠州文化的標桿人物。

　　在距離惠州西湖10多公里的三棟官橋老屋，吳氏村民的居住地，張友仁與吳仕端有過精彩的“老屋晤”，也堪稱佳話。

三棟官橋村老屋見證了兩位學人的治學之路。侯縣軍拍攝

　　帶著《惠州西湖志》文稿避走鄉間

　　1938年10月，日軍從大亞灣登陸進犯華南，惠州成為廣東陸地第一個遭到日軍入侵的城市。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日軍侵占惠州城市期間，地處惠城東南的三棟鄉村，成為“有志氣者”（張友仁語）的避難之所。因為抗戰這段特殊的際遇，三棟庇護了眾多文化名人，尤可圈可點的是，張友仁及其《惠州西湖志》手稿在烽火硝煙中輾轉三棟，保存了惠州文化火種，賡續了惠州文脈。

　　張友仁出生于清光緒三年（1877），清末貢生，1905年在兩廣師范簡易科畢業，歷任惠城、博羅、文昌等地中小學教員、校長，后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張友仁歷任海豐縣縣長、福建龍溪縣知事、東江財政局局長、廣東省公路處處長等職。1926年在香港加入致公黨。從政期間，張友仁熱衷修路，被稱為“公路迷”，廣東首條公路——惠（州）平（山）公路，就是張友仁在1922年主持興修的。

　　抗戰爆發后，張友仁積極抗日，展現了文人救國的大無畏氣概。1942年，曾在惠州兩次奮力抗日的國軍獨立第九旅戰略轉移。張友仁聯合惠州商會會長翟雨亭等人，在西湖太保山之麓建立“獨九旅將士在惠州抗日殉國紀念碑”以作紀念。

　　鑒于張友仁的威望，他成為日軍和日偽政權籠絡對象，但他堅決不從。根據張友仁自傳，1938年惠州第一次淪陷后，“城中居民甚少……稍有志氣者，均逃避附近各村”。當時，張友仁從惠城“移大嶺頭，明日入良田鐘姓學生家中”。

　　“倭為久占計，四出招人入城，我走河村轉宏村。”1943年冬，日軍再次侵惠，張友仁自傳有記。在寒冷的冬天，張友仁帶著《惠州西湖志》文稿來到三棟河村鄉間，彼時，張友仁的晚輩吳仕端也在附近的老家官橋老屋避難。

張友仁。侯縣軍翻拍

　　資料“點滴積聚，來得并非容易”

　　張友仁保存鄉邦文化的熱情與努力，讓吳仕端敬佩不已。吳仕端看到張友仁沒有家人相隨，一榻之外無他物，桌上一疊手稿，床頭一藍色包袱，當中亦多半是手稿，墻隅地鋪木板，堆放書籍。吳仕端指書籍問從何得來，張友仁說村中老鄉入城，路經圖書館外，見書冊為敵偽丟散滿地，因此囑托他們偷回，許以每本給回若干酬金，現還掛著賬，待敵退后才付款。吳仕端感慨：“人們于死里逃生之余，正汲汲于憂鋒鏑，慮饑寒，而先生晏然均不予掛懷。對人認為不急之事則亟亟為之，如恐不及。”當得知案上一疊手稿為《惠州西湖志》時，吳仕端問張友仁，為什么不把文稿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張友仁苦笑說：“哪里才是安全地？隨身好了。”可見張友仁對自己心血之作《惠州西湖志》，視同生命一樣重要而極力保護。

　　惠州有修西湖志的傳統，對西湖的風景人文進行回顧整理、歸納總結，是西湖文化營建的最重要手段，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并不比修建亭臺樓閣輕松。為了編寫《惠州西湖志》，張友仁可謂殫精竭慮，四處奔波，廣征博采，辛勤筆耕。

　　吳仕端在《張友仁與〈惠州西湖志〉》一文中記述到：“友仁先生于1930年即開始輯錄惠州西湖文獻，當時尚無意于為湖山修志，后來搜集日多，才開始著筆......在開始撰寫時，已抗戰軍興，不久廣州淪陷，資料之搜集發生很大困難，每每先查得前代某人，曾經惠州作宦或游覽過，便多方借得其人詩文專集而遍閱之，有讀竟二三十卷而一無所獲者。偶得其一二首有關湖上詩作，必躍然喜而即告朋儕。有時工作太忙，朋儕代其于書集中找尋，如有所獲，必親自校核。后人讀此志，徒駭其博贍，而不知點滴積聚，來得并非容易。”

吳仕端。侯縣軍翻拍

　　“將其視作藏名山心血”

　　此次相見不久，張友仁從三棟河村轉移至木瀝馮邃庵家，途經官橋老屋，又與吳仕端一晤。

　　吳仕端《張友仁與〈惠州西湖志〉》亦有記述：“不久，敵人于惠州組織偽政權，欲覓一素孚眾望者為傀儡，盛傳已有一批敗類如蟻附膻，但均不當敵意。一天下午，我正晚飯，時陰雨霏微，云沉田野，突見先生摳衣擎傘，下身沾濕，一人挾著藍色包裹跟隨著。我驚愕輟箸，問何以至？先生請間低聲告訴我，謂鄉人傳來確訊，有一肥胖青年，銜敵偽使命，四處找尋他參與偽政權，故聞風遁至，并問以何策脫險？我沉思片刻，覺得這些敗類正求官而不可得，今已到手，怎肯找一更有名望者禪讓，甘退第二位？此必是一種姿態，應付敵寇的，要避開亦不必如此匆促。當我陳述這一看法后，先生連聲說：‘這個險冒不得，冒不得！’于是我連夜使人護送其至離城較遠之馮邃庵先生家。逐臭之夫，遑遑求此一官，而先生卻逃之惟恐不遠，去之惟恐不速，于倉猝逃命之頃，不攜帶任何人所認為之貴重物品，而獨挾《西湖志》手稿，先生是早已將其視作藏名山心血了。”

　　由此可見，抗戰期間，每次逃難，張友仁均顧不上其他財物，《惠州西湖志》的書稿始終隨身攜帶，以免丟失，視若珍寶。

　　1947年10月，抗戰勝利2年后，張友仁耗時17年撰寫的《惠州西湖志》正式出版，共13卷，史料翔實、內容豐富。這是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惠州知府吳騫編著《惠陽山水紀勝》后，惠州西湖志的又一次大編修，時間相隔230多年，且是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中的壯舉。張友仁門人曾固民跋此書時，贊之為：“惠州西湖無完書，有之自友仁先生始。”實非諛辭。

　　近年出版的《惠州志·藝文卷》給出中肯的點評，張友仁的《惠州西湖志》是描述惠州西湖最為詳細、完備的專書，對西湖303處景點的命名緣由、沿革興廢都有明晰的記述。該志成為惠州自晚清以來最為重要的文化典籍。

　　今天，官橋老屋左右兩旁，一棵古榕樹亭亭如蓋，一棵細葉尤加利樹枝葉繁盛，猶如兩位老人在對望廝守，不管風吹雨打或風和日麗，風骨依然。

　　（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