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銅時代是一個輝煌而獨特的時代。在這一時代，青銅器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得到了廣泛運用。古人以青銅器祭祀祖先神靈，構建禮樂制度，區別尊卑貴賤，并以青銅兵器強力維持秩序。
三千年時光，如一瞬煙火；生命有限，青銅長存。當青銅編鐘的空靈之音響起，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的嶺南大地方國大族曾經的生活，慢慢被不斷出土的青銅器喚醒，它們褪去銹跡，用自己的“銅”話，帶領今人觸摸彼時的惠州脈搏。
博羅公莊陂頭神村出土的青銅編鐘。
藏禮
青銅器以結晶化形式 展示時人的心靈世界
莊重古雅的器體，千姿百態的器型，奇譎瑰麗的紋飾……3000多年前，人們為何會懾服于獰厲、神秘、稚氣的青銅器？歷代又為何奉青銅時代為“理想國”？這些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確的是，青銅器是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用途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藏禮，一是實用。
所謂“藏禮”，就是寓禮于器，以不同組合方式的禮器代表不同的等級，如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之類。究其實質，就是宗法禮制在青銅器上的“物化”。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禮器是王權的象征、等級的標志。青銅器在當時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是工藝美術精華，更在于它與支撐當時社會的基本理念息息相關，它以結晶化的形式展示了當時人的心靈世界。
1984年，博羅縣公莊鎮陂頭神村大瀝散屋村民小組一老農建房子挖墻溝時，鋤頭下碰到一件硬物，一套7件完整的春秋時期青銅編鐘就此出土，轟動了整個廣東考古界。《博羅文物志》記載：“這七件編鐘的重量分別為10.75、8.9、5.9、3.2、2.75、2.15、1.8公斤。均作高甬，甬部中空，斡旋齊備。每面各有十八個細長的枚。背面無紋，舞面及正面篆部、鼓部均飾勾連云雷……”其中三件，有明顯的調音銼磨痕，應為實用器。
資料顯示，編鐘是貴族賞玩的打擊樂器，用青銅鑄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圓鐘按照音調高低次序排列，懸掛于鐘架之上，用丁字形的木錘和長形的木棒分別敲打，能演奏出美妙的樂曲。
博羅橫嶺山墓地。
湖北省博物館館藏的“國寶”曾侯乙編鐘，曾演繹編鐘古樂的時代之音。近年來在熒屏中亦可見大型仿制編鐘的演奏會場面，悠遠開闊，匠心獨運。
編鐘深沉凝重的旋律，恢宏正大的意象，無不令人震撼和贊嘆，展現了古人非凡的智慧、精湛的工藝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
編鐘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公莊出土的編鐘屬小型，雖不見鐘架，且其中一個有少許裂紋，仍不失它固有的華美沉穩與端莊大氣。
博羅縣博物館館長張向忠介紹，這是目前廣東省內年代最為久遠、音質最好、件數最多且保存完好的一套編鐘。編鐘出土后，一直在博羅縣博物館妥善存放，成為“鎮館之寶”，1994年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對于這套編鐘的來歷，曾有過爭論。
一說在春秋末年，越國為楚國所滅，越國王孫貴族向南逃竄，將編鐘帶了過來。不過，逃難的路上攜帶沉重的編鐘似乎不大可能。
一說編鐘是唐代黃巢起義軍攜帶而來的先秦“移民”，遠離故土的軍士們思念家鄉，將北方的編鐘當作鎮“莊”之寶，首領可優先享受音樂響起時帶給人的愉悅感。
《廣東先秦考古》主推“土產說”，認為嶺南地區目前出土的編鐘“其配置及其所顯示的特點都說明是嶺南制作的，其中博羅公莊出土的一組編鐘器體腹腔內尚未打磨加工，更是有力的證據”。
考古人員據此認為，公莊編鐘應是用于祭祀或舉行某種儀式后人埋的，屬于方國上層人物所使用的器皿。“這些方國存在一定的等級觀念和制度，即便是埋葬，也有一定的儀式與規格，看來這部分方國已越過了軍事酋長制時期，而出現了君或王、將這一類方國上層統治者�！�
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的一對青銅甬鐘，為西周中晚期器物，收藏于廣東省博物館。這對青銅甬鐘一大一小，形制相同，表面飾有長翼蟬紋、斜角云紋、相對雙鳥紋等，造型精美，古樸厚重。
青銅甬鐘由鐃演化而來，通常成組出現，即為編鐘。古代王公貴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種儀典、宴饗與日常燕樂中，都廣泛使用著鐘樂。
2002年8月，武漢音樂學院中國音樂考古中心工作人員對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這一對甬鐘進行現場測試、試奏與音響采樣，認為橫嶺山墓地出土的甬鐘是一次性鑄造而成，且有一鐘雙音的效果，也證明橫嶺山墓地出土的甬鐘是廣東地區考古發現時代較早、保存較好的青銅樂器。它具有中原青銅編鐘的某些特性，也有地方文化的特點，是兩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
“編鐘是中原文化中的禮樂之器，嶺南編鐘的出現無疑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所致。”惠州市博物館負責人鐘雪平認為，橫嶺山墓地出土的甬鐘，可認為是中原青銅文化在向廣東地區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地方差異性變化，器主在形制、紋飾方面借鑒、學習了中原青銅甬鐘的外部特點，但在音樂性能上尚未能融會貫通。另外從青銅器成分和金相組織分析，該器物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器物相比，不夠規范，具有特殊性，反映了當地生產的特點。
在鐘雪平看來，這些青銅甬鐘的出土，再一次佐證了3000多年前，在惠州地域曾生活的王公貴族，他們因權力、財富高于其他階級而形成上層社會，日常生活中既有中原時期貴族的特點，也逐漸有了自己高雅的娛樂方式。
可以想象，3000多年前，在南海之濱、東江兩岸的惠州大地上，東江先民曾用這個厚重的甬鐘，不時敲打出美好鐘樂，悠揚的鐘聲穿越歷史，余音裊裊，至今回響。
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銅短劍。
實用
青銅器的實用性貫穿始終
馬克思把生產工具比喻為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進入青銅時代，青銅工具代替石器工具，較石器更鋒利，而且更耐用，用壞以后還可以回爐重鑄，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生產力。
青銅器，既有表達敬畏天地、生死觀念的禮器，更有作為生產工具的物件，還有為抵御外敵、保衛國土的兵器，實為實用之器，且以此為多。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東江先民從原始社會向農耕時代轉變，對資源的占有、掠奪成為發展族群、擴展領土的重要手段。大量青銅兵器的出現，是這一時期考古學文化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它標志著武裝力量的存在，也顯示了方國之間戰爭的存在。
據《龍門縣文物志》記載，1978年，龍門平陵路灘小學師生在黃崗嶺開挖排水溝時挖出青銅劍2把以及銅斧、銅削刀、陶碗各1件，經廣東省博物館派員前來考察鑒定，這些出土物為戰國時期土坑墓的隨葬品。
當地地處東江支流公莊河畔，在明代中葉龍門建縣前屬于博羅地域。從這一段源流出發，可以想象，路灘村的戰國土坑墓并非貴族墓。是普通人家的墓葬還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的歸葬地？是當地居民建筑的還是流寓之人的英雄冢？是南蠻之地的普遍標配還是“縛婁古國”的文明遺風？久遠神秘的路灘青銅劍，未能劃破歷史的迷霧長空，高擎起一眾留待后世作答的疑竇。
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各類青銅器共計122件，其中兵器達50多件，包括矛、戈、劍、斧等，濃縮了古人的“軍事黑科技”。
大量出土的青銅器，表明商周時期惠州地區已有戰爭發生，一些諸侯國勢力范圍逐漸向嶺南地區擴張，并進入惠州這一區域。
今天，透過這些青銅兵器所暗示的歷史背景，人們仿佛看到了一幕幕閃爍著刀光劍影的戰爭場面。
而青銅器的實用性乃是主要的，貫穿始終的。
考古界認為，就器型而言，鼎類不是嶺南地區的傳統用器，因為嶺南地區的傳統炊器是釜類。銅鼎在當時是一種較貴重的炊具或禮器。廣東出土的“越式鼎”底部大多有煙炱痕跡，說明它們是作為生活用品，而不是作為象征身份地位（等級）的禮器而隨葬的。
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銅鼎，口略敞，腹略垂，沿上有兩個寬大的豎耳，底接三條圓柱形中空未封閉的足，腹飾圓渦紋與夔龍紋，足部飾獸形紋。經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鑒定，該器物紋飾屬西周早期風格，而器型則是西周晚期形態，且高耳與矮小器身也不協調，可以肯定是本地鑄器。
考古界認為該銅鼎是仿造中原之器，但紋樣與常見的“越式鼎”不同，其底部有煙炱，屬實用器，這與其他“越式鼎”則是相同的。
在惠州博物館內，收藏著一柄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青銅斧，通長7.8厘米，銎口長4.6厘米，寬2.3厘米，刃寬6.2厘米，刃略殘，經專家鑒定為西周時期的產物。伴隨這件青銅斧出土的均為陶罐、陶豆等日常生活用具，因此該青銅斧應為生產生活工具。
鐘雪平認為，這件青銅斧從側面反映了惠州地區礦產資源豐富，也可看出西周時期惠州地區社會關系已有新的變化，出現了貧富、等級之別，至此原始公社氏族制度的解體也進入一個新階段。
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銅斧。
礦產資源豐富，是制造青銅器的先決條件。事實上，在商周時期，廣東地區已能獨立鑄造青銅器。關于青銅器的制作，青銅器和鑄范是一一對應的，一模一范，這也是詞語“模范”的由來。
有研究指出，陶范做容器的禮器系統與石范做用具武器的實用系統，構成了中國早期銅器生產制作使用的內圈和外圈。石范在中原極鮮見，而在周邊極普遍，從東北華北到西北西南，再到東南嶺南，形成了一個石范文化圈。
1938年，意大利傳教士麥兆良在海豐寶樓山發現青銅器鑄造工場，拾獲了鑄造青銅斧、青銅鈴、青銅發簪的石范。至今，惠州地區還未曾發現石范。但可以肯定的是，東江先民曾經掌握鑄造青銅器的技術。
對于東江先民來說，模仿并不是一味的，他們從不缺乏自主創新的勇氣和眼光，獨特的紋飾和器型可以證明他們非凡的創造力。中原地區的青銅文化傳到嶺南，在此融合發展，催生了嶺南地區青銅文化的獨特色彩。
帶著講好惠州故事、弘揚城市歷史的初衷，惠州博物館將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青銅鼎、青銅甬鐘的模型制作成了打卡惠州人文歷史的印章，以獨特的方式讓惠州的“青銅時代”走近市民游客的生活。不少歷史的謎團依舊重重待解，但透過青銅器所傳遞的先民精神，早已刻入后人基因。
古樸厚重的紋飾，仿佛一條時間的隧道，跟隨它們溯源而上，我們仿佛可以遇見“以前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