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形容，在大地的“烤箱”里烘烤了幾千年的陶器殘片，外形酥松得像塊“餅干”。

　　同為陶片，有的住進了博物館這一殿堂，有的仍湮沒于荒山野嶺，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土包，埋藏著嶺南大地的千年秘密。

　　陶瓷是人類重要的生產生活材料，發祥于中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象征。

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陶器。

　　我們探訪惠州大地尋找文明之源，充滿敬畏且屢有驚喜。從整潔明亮的博物館到荒草掩映的古窯場遺址，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葫蘆嶺貝丘遺址公園到銀崗窯遺址，每到一處都被深深震撼，那些埋藏千年的陶器哪怕爛為陶片，也能讓人過目不忘。隨地撿起其中一片，感覺收到了歷史的“信物”，兩千多年前的生活場景無聲呈現，鐫刻文明記憶的畫卷，也隨之徐徐展開。

　　春秋時期嶺南手工業“高端制作”

　　“嶺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此說以豐富的文化遺存和嚴謹的考證為基礎，陶瓷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物證”。

　　小小陶器蘊藏著的中華民族勞動和生活智慧，在中原地區和嶺南分別展現，這種寫滿文明筆畫的器物在惠州得以佐證、補筆，展現著先秦文明的主線和“末梢”。

瓦窯嶺遺址出土的陶片。

　　透過各類古陶豐富的形狀和紋路，讓人感嘆中華文明的厚重。惠州厚重的文明土壤，在散落各地的古窯遺址中反復展現。

　　包括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內，惠州目前所有發現的遺址幾乎都出土陶器、陶片。陶器品類齊全，囊括了各種陶制生活器具，陶器表面紋路豐富，中原地區常見的夔紋、菱格紋、云雷紋見于惠州大小窯場，惠州窯場不限于一地一窯，而是零散分布，遍及惠城、博羅、仲愷、惠東等地。

　　文明的印記，由眾多歷史手筆鐫刻。

　　惠州出土的古陶種類豐富，陶質多樣，紋路豐富。博羅葫蘆嶺貝丘遺址，發現新石器晚期和青銅時期印花紋、云雷紋、方格紋等紋飾的陶片。惠陽區鎮隆鎮商代窩尾坳遺址，出土圈足盤、陶罐、陶釜等陶器。博羅縣石灣鎮黃巢墩遺址，發現有夾粗砂黑陶、紅黑陶、泥質灰陶等陶片，紋飾有方格紋、不規則條紋等。

　　博羅縣園洲鎮田頭村梅花墩窯遺址出土陶器，除了常見的方格紋、夔紋、菱格紋、篦點紋和重圈紋，還有菱格凸塊紋、方格凸點紋、篦刻線紋、云雷紋、弦紋等，亦有少量織紋、曲折紋、水波紋、指甲紋等。

　　博羅縣龍溪銀崗窯遺址的夔紋陶器和米字紋陶器交相輝映，為夔紋出現的時間早于米字紋下了定論。

　　心靈手巧的東江先民，擁有了較高的制陶水平。鎮隆商代窩尾坳遺址發現的陶器紋飾豐富，有曲折紋、方格紋、葉脈紋，說明當時的制造業已有一定水平。另外，從銀崗窯遺址、三棟瓦窯嶺遺址出土夔紋陶片來看，燒成溫度達上千攝氏度，說明當時惠州已經有較為進步的制陶技術。

　　大量的古陶器出土，從不同角度證明東江文明是珠江文化體系中的重要一支，印證了先秦時期東江流域燦爛的古陶文化。

　　惠州出土的陶器，為研究陶瓷工藝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豐富的古陶形態以及日漸深入的考古研究，反復印證著：中華文明是一個整體，“嶺南的夏商周”也并非完全獨立地發展，惠州先秦時期制陶工藝“版本”并不低。有人認為，惠州在先秦時期某個階段，代表嶺南制陶工藝最高水平，與中原發達制陶地區相比，也并不存在明顯的“代差”。

　　博羅縣鐵場蘇屋崗發現曲折紋、方格紋、漩渦紋等印紋陶器及施一層青綠色釉的陶罐、陶豆，也體現著濃濃的歷史年代感：其中的曲折紋、方格紋、漩渦紋是商周時期的文化要素，而釉陶豆是春秋時期遺物。

　　梅花墩窯作為廣東最早的龍窯，被專家認為是春秋時期嶺南手工業“高端制作”的代表，為研究陶瓷工藝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重塑了人們對先秦時期嶺南文明狀態的認識，并證明了百越時期的東江流域已邁入稻作農耕文化的新階段。

　　古陶之光賦能鄉村振興

　　陶片雖小，鐫刻著文明；窯場雖廢，曾承載生活。惠州古窯場曾創造歷史，書寫文明，為這片土地留下寶貴的文化遺產。問題來了：惠州古陶之光，為何這般亮眼？

　　從文化層面看，即便在秦軍進入嶺南之前，嶺南與中原文化根脈同源，人文互通，具有良好的文化積淀和技術積累。客觀條件上，惠州群山綿延，草木茂盛，為燒制陶瓷提供了豐富的燃料。臨江濱海，陸地上河網密織，為窯場生產、運輸提供了便利條件。

　　目前發現的窯場，均位于東江、西枝江及其支流兩岸，銀崗窯雖歷經兩千多年，這個距離東江大約1公里的古窯遺址，周邊當年運輸陶器的水道至今依稀可見，雖然部分水道后來被改為池塘，但現場仍能看出兩千多年前制陶、運輸的大致路徑。

惠州博物館外觀設計象征“歷史之印”，大量使用先秦時期東江流域出土的陶器網格紋元素作為裝飾，厚重而典雅。

　　從考古資料可知，約在縛婁國時期，夔紋陶廣泛分布于東江流域，東北至龍川，西南至增城、東莞，東南至惠東、海豐，中部在深圳、惠陽。通過對古陶和古窯場的深入研究，惠州先秦時期制陶場景也顯得愈加清晰：聰明勤勞的惠州先民在臨近東江、西枝江等江河邊建立陶廠，生產的陶器通過水運輸送到沿江區域，供人們日常使用。

　　只是，當年熱鬧的生產生活場景，與目前稍顯落寞的遺址形成鮮明對比。一些早期遺存，早已蹤跡難覓，藏身于農田荒草中，少人問津。有的遺址尚存，但長期湮沒于荒草，許多古窯遺址都普遍面臨保護政策、資金支持不足、基層文化硬件設施跟不上、群眾參與度不高等現實問題而顯得“落寞”，有的被初步保護，但設施簡陋，靜置于當代社會主流生活之外。這令人感慨，我們離那段歷史如此之近，又如此之遠。

　　“古為今用”，是惠州煥發歷史文化名城新活力的必由之路。

　　2009年，惠州博物館從惠州西湖遷入市區江北現址，其外觀設計象征“歷史之印”，大量使用先秦時期東江流域出土的陶器網格紋元素作為裝飾，厚重而典雅，宛如東江之濱一顆璀璨的明珠。古老的陶器紋飾，經過活化利用，在現代化的高樓大廈間彰顯韻味，成為連接古今的紐帶，展示著久遠而輝煌的東江文明。

銀崗古窯場仿真復原場景。

　　在這座“無邊界博物館”中，有登記造冊文物4000多件（套），其中珍貴文物300多件（套），包含陶瓷、青銅、玉器、石器等“寶貝”，每一件文物，都連接著過去、現在和未來，將抽象久遠的歷史變得具體生動。

　　每一件碗、碟、瓶、罐，都有它的歷史和故事，它們從古窯址、古墓地、古村落等處抽離，來到惠陽區南寶東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館趕赴一場陶瓷盛會。

　　2020年底，東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館建成開館，這是廣東首家以“東江流域”命名的古陶瓷專題博物館，收藏先秦到民國時期各種類型的古陶瓷800多件，另有千余件古陶瓷標本，博羅梅花墩窯、惠州東平窯、惠東白馬窯等東江流域窯址出土的陶瓷標本，生動鮮活地再現東江先民的智慧創造。

　　南寶東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館常年對外開放，為廣大文物愛好者、收藏者以及學生群體提供了新的交流學習平臺，推動陶瓷文物活起來。

　　“古為今用”，更是歷史文化遺址所在地群眾的普遍愿望。

　　銀崗窯遺址的保護規劃已經編制完畢，并列入古遺址公園。銀崗村當地群眾希望能夠對銀崗窯遺址的文化資源進行深挖，用好歷史文化資源，讓歷史文化綻放新魅力，以內涵更加豐富的鄉村文化賦能“百千萬工程”和鄉村振興。

　　有的地方則開始將文化賦能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三棟瓦窯嶺遺址所在的官橋村，計劃充分利用瓦窯嶺的文化資源打造文化展覽館，與該村紫溪半島花海世界景區形成產業聯動，進一步做大農文旅產業。

　　昔日曾經熱火朝天、連接著千家萬戶日常生活的窯場所在地，能否在文明形態持續迭代的今天，成為吸引人們回顧歷史、品鑒遠古文明的新基地？讓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廣東先秦考古》，楊式挺、邱立誠、馮孟欽、向安強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簡明廣東史》，蔣祖緣、方志欽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惠州文物志》，惠州市博物館編，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

　　4.《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徐志達、吳定球、何志成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惠州市博物館100件藏品的故事》，鐘雪平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6.《先秦東江流域三組文化遺存的分析與綜合》（趙善德、婁欣利論文），收錄于《東江文化縱橫談：首屆東江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