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寓居惠州期間（1094~1097），他的身份是“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節度副使是散官名，雖然是從八品，但不能行使公權。然而，蘇軾卻利用他的影響力，在惠州做了許多民生善事，比如修建兩橋一堤、助力減輕賦稅，推廣水力碓磨、“秧馬”等中原先進技術。鮮為人知的是，蘇軾的這些善舉大多是在保密的環境下推進的。

　　修建東新橋工程的資金保密

　　在貶謫惠州之前，蘇軾在處理敏感事務時，尤其注重信息的封閉性，以防止政策執行受阻或引發腐敗。比如北宋元祐六年（1091），蘇軾任潁州知州時，為防賑災政令泄露，他在《乞賜度牒糴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中請求朝廷將文書“作不下司文字，付臣措置”，即繞過常規行政流程直接下達。此舉既避免地方官吏截留信息，也確保賑災資源不被挪用，體現了對關鍵政務的嚴密管控。

　　貶謫惠州后，蘇軾仍以“罪臣”之身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并在溝通中反復強調保密的重要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修建東新橋。在此之前，惠州府縣兩城之間的浮橋多廢壞，人們往返兩城只能靠小船渡江，經常淹死人。為惠州百姓修建一座穩固的浮橋，成了東坡的心頭大事之一。然而，東坡手中并無實權實施修橋大計，直至東坡的表兄程正輔于宋紹圣元年（1094）末到任廣南東路提刑，修橋之事才迎來轉機。

　　宋紹圣二年（1095）五月，蘇軾多次致信建議程正輔對修橋資金的申請“千萬密之”，并強調“勿云出于老弟”。他深知地方官吏“暗而孱，胥狡而橫”，若公開資金來源，可能導致大額工程資金被層層克扣，“必四六分入公私下頭”，導致工程難以完成。這種保密要求實為防范貪腐、保障民生的務實之舉。

　　推動民生改善的匿名建議

　　貶謫期間，蘇軾雖無權干政，但仍以“僭言”方式參與地方事務，同時極力隱藏自身角色，以避免政治牽連。紹圣二年，惠州糧食豐收，米價大跌，為了減輕漕運壓力，漕府下令收稅要錢不要米，農民賣出兩倍于往年的糧食才能湊齊稅款。針對漕府強令折納現錢導致“米賤傷農”“嶺南錢荒”的問題，蘇軾寫信給程正輔，把惠州的實際情況和漕府的征令如實陳述，指出這樣做無異于敲詐農民，容易形成民患，“年年多納錢，少納米，則農民益困，嶺南之大患也。”希望程正輔能為此事盡力周旋，準許“任從民便，納錢納米”，使得“庶幾疲民，盡沾實惠”。信中，蘇軾強調“切望兄留意，仍密之，勿令人知自弟出也，千萬！千萬！”

　　蘇軾看到惠州駐軍的營房年久失修，許多軍士居無定所，“散居市井”，擾民嚴重，而且也不能安心訓練。蘇軾致書程正輔，建議修建營房三百余間，很好地解決了駐軍擾民問題。蘇軾在信中強調“此數十年積弊，難以責俗吏”，唯有通過程正輔秘密推動改革。這種迂回策略既解決實際問題，又避免直接挑戰地方官僚體系，體現了他在逆境中的生存智慧。

　　在與程正輔的書信中，蘇軾頻繁使用“密之”“不罪”等措辭，反映出他對信息傳播的高度警惕。他深知自己“得罪居此，豈敢僭管官事”的敏感身份，若公開參與政務決策，不僅會導致惠州的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更會引發朝廷猜忌，讓自己招致更嚴厲的懲罰。

　　蘇軾寓惠期間的保密觀

　　蘇軾寓惠期間雖未直接涉及現代意義上的“保密工作”，但其政治經歷、貶謫遭遇及在人際網絡中的信息傳遞，無不體現蘇軾在特定政治環境下形成的“保密觀”。

　　一是務實性。蘇軾深知地方官吏效率低下、腐敗橫行，唯有通過保密手段繞過冗雜程序，才能確保政策落地。二是策略性。作為“罪臣”，蘇軾需在參與公共事務與保全自身之間取得平衡，防止授人以柄，側面體現其保密意識。三是道德性。無論是修橋、賑災還是賦稅改革，蘇軾的保密訴求均以民眾利益為出發點。他通過與程正輔私信溝通來推動政策施行，實為在有限權力下最大化造福百姓。

　　蘇軾寓惠期間的保密實踐，不僅展現了他在逆境中“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政治情懷，更勾勒出一位貶謫文人在權力桎梏下為民請命的堅韌身影。這種“隱而不退、密而為民”的保密觀，為后世留下了如何在復雜環境中以柔克剛、以智破局的深刻啟示。千年之后，蘇軾以密行守護的民生情懷，仍如東新橋下的江水，無聲流淌，滋養人心。

　　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