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博物館戶外文物展區， 展出大量石匾碑刻，其中有一塊殘缺的石匾，榜書陽刻“王文”二字。

　　這是惠州橋東白鶴峰“王文成公祠”的石匾，由有著“翰墨將軍”之稱的橋東人張玉堂所書。石匾出土時斷成兩截，一截有“王文”二字，另一截殘留“公”字和一個完整的“祠”字。 這塊斷匾的出土，顯得格外可貴，它作為明代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守仁與惠州的緣分見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武功

　　平定浰頭請立惠州府和平縣

　　王守仁（1472—1529），明代余姚人（今屬浙江寧波），初名云，后改今名，字伯安，號陽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仕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自刑部主事歷任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御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接連平定南贛、兩廣盜亂及宸濠之亂，因功獲封新建伯，成為明代因軍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王守仁晚年官拜南京兵部尚書、左都御史，于嘉靖七年（1529）十一月逝世，享年五十七歲，謚文成，世稱“陽明先生”“王文成公”，為宋明理學之心學集大成者。

　　入明后，由于歷史原因，贛南和閩西南流民大舉進入粵東北山區。這批流民初入粵時被稱為“化外之民”，加上部分流民不守本分，落草為寇，受到官府和地方的平剿和鎮壓。反過來，他們為了共同利益，組成武裝集團與官府博弈，從而造成粵東北地區社會秩序大幅動蕩，惠州為甚。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一直看重王守仁才華的兵部尚書王瓊推薦他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命他巡撫江西南安、贛州及湖廣郴州和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等地，如有賊盜，即設法剿捕。

橋東白鶴峰王文成公祠石匾出土時的情況。惠州日報記者侯縣軍 通訊員劉漢新 攝

　　飽讀兵書、滿腹經綸的王守仁，對形勢作了認真的分析。先前，王守仁克服官軍紀律松懈、狼兵（湘西、貴州等少數民族軍隊）不可用、軍餉不足等不利條件，平定了漳南山賊。正德十二年（1517年）二月中，王守仁平定漳南詹師富，奏設清平縣（今平和縣）。此役之后，王守仁聲名大振，一封《告諭浰頭巢賊》書，勸降了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及浰頭的黃金巢等。對如何平定包括浰頭在內的三大股南贛亂民，王守仁已成竹在胸。

　　王守仁為何對浰頭戰役如此重視呢？“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浰頭最大。”(見《王陽明全集?陽明先生平浰頭記》)與王守仁同時代的內閣首輔費宏作出了回答。

　　王守仁率領官兵平定浰頭后，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奏請割惠州府龍川、河源二縣地，立和平縣。王守仁上《添設和平縣治疏》說，“伏愿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為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似為得宜。”朝廷準奏，于是析龍川縣和平圖、廣義圖、忠信圖（今忠信、大湖、繡緞一帶）、河源惠化圖（今連平縣）等設和平縣。王守仁還舉薦隨其平賊的惠州知府陳祥升任廣東按察副使。

　　正德十四年，“叛藩宸濠下九江、南康，守仁討平。文臣用兵，未有及者。”（張友仁語）

　　惠州東部山區寇患平定后，為教化新歸順之民，預防受奸人挑唆復叛，使其盡快融入當地社會，王守仁又創“十家牌法”，由官府大力推行。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收，一縣之事了如指掌，從而使自宋代開始實行的保甲制度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惠州社會治安得到很大改善。

　　學說

　　對惠州文脈傳承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王守仁對惠州的影響，還表現在文化、學說方面，影響至深。

　　《王陽明全集》中有《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一詩：“絕頂深泥冒雨扳，天于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云夢澤，楚云長斷九疑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詩中“惟乾”即冀元亨，字惟乾，湖南常德人，是王守仁早期主要弟子。

　　蘇東坡寓惠時有《同游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詩，“平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尤其著名，另外唐庚寓惠《登棲禪山》“山深失小寺，湖盡得孤亭”，頗有韻味。張友仁《惠州西湖志》稱，“棲禪寺，王守仁攀登深林絕壑間”。張友仁還稱其“嘗過湖上，登棲禪寺賦詩。”

　　除了惠州西湖，羅浮山，也是王守仁神往之地。早年，他許下“遙拜羅浮云，奠以雙瓊環”的“羅浮之約”，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兼理巡撫兩廣，為了卻其20年前夙愿，行至羅浮山下，寫下“行看羅浮云，此心聊復足。”

　　明代中晚期，以陳獻章、湛若水、王守仁為代表人物的心學應運而生，特別是宣揚“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陽明學說”，對儒生學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被廣泛傳播，成為民間的顯學。王守仁的陽明心學后傳入日本、朝鮮等國。其弟子極眾，世稱“姚江學派”。 王守仁文章博大昌達，行墨間有俊爽之氣，有《王文成公全書》傳世，其眾多門人弟子在傳承王學的過程中不斷發揮和創新，形成學派諸多的“陽明后學”群體。

“王文”半截石匾被惠州博物館收藏，露天展覽。惠州日報記者侯縣軍 攝

　　早在明代嘉靖二十二年（1543），王守仁入門弟子、揭陽人薛侃過惠游湖，應惠州學者葉時等人之請，就在永福寺設席布道，傳播陽明學說，四周學者聞風而至，接引不倦，李鵬舉、葉萼尤日侍講席，“粵派王門自此開”（江逢辰語）。增城湛若水、博羅張津、歸善姚祥等皆與王守仁交往，“湖上五先生”之葉萼、李學一、楊起元等都為“陽明后學”，對惠州文脈傳承發展產生積極深遠影響。

　　偉岸之人之靈爽，在天為日月，在地為河岳。惠州府和平縣設立后，惠州人將和平縣城名為陽明鎮，于和平縣署后堂建陽明王公祠，春秋祭拜，當地還設立陽明書院，講學育才。惠州城里，則“景賢、鶴峰并祠”，紀念王守仁的功績。

　　明萬歷三年（1575），惠州知府李畿嗣將王守仁與唐庚、楊萬里、陳鵬飛、陳次升、吳潛、文天祥、周敦頤、羅從彥等寓惠名人一起，入祀惠州西湖景賢祠，邑人四時致祀。

　　晚清惠州翟火姑起義失敗后，朝廷敕封明、清兩朝在惠州平亂有功的王守仁為 “康濟”、譚公為“襄濟”，在白鶴峰分別建“王文成公祠”和“譚公祠”，讓其與蘇東坡一起，配享惠州人香火。

　　晚清高承瀛《粵游見聞》有記載，“（東坡）祠之右有慈云寺，又有譚仙廟，額曰：‘東江保障’……又東為王文成公祠，聯云：‘學溯姚江水，功高越海祠’。”民國葉庸庵《東坡故居游記》則稱，“由樓前甬道，可繞出蘇祠之前，其他廟宇之傍蘇祠而建者，尚有王文成公祠、譚仙廟、慈云寺、文昌宮。”可見，從建成起，王文成公祠在惠州人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

　　王文成公祠后來坍塌，可能是與東坡祠一起，損毀于侵惠日軍的炮火。這也是“王文成公祠”牌匾會在白鶴峰出土的原由。它的重新面世，無疑是彌足珍貴的。

　　文：惠報全媒體記者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