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明智，鑒往知來。記者查閱《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得知，惠州古代掀起三次興學熱潮，曾一度成為廣東乃至全國所矚目的教育亮點。這對于惠州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或有啟示意義。
當前，越來越多的考古成果展示了東江流域豐富多彩的古國文明。文明是教育的結果，古國文明幾乎與中原同步，說明惠州先民的原始教育十分出色。
在隋朝，惠州官方就興辦學校。《隋書·柳機傳》記載：“(柳旦）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就是說，當時惠州居民大多山處水行，生產落后，族群間經常械斗。柳旦開設學校，以儒家思想教化居民，移風易俗，受到隋煬帝褒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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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惠州出現第一次興學高潮。入宋后廣東有州、縣學63所，書院41所，其中廣州居第一，惠州居第二，是廣東文化教育最發達的州縣之一。惠州及下屬各縣除了興辦州、縣學外，民辦和官民合辦的書院也很多，據清光緒《惠州府志》及民國《博羅縣志》等所載資料，古惠州于宋代創建的各類書院，有案可稽的不下14所。
書院的創辦者和主講人，不少是著名的學者，如創辦和主講博羅鉤鰲書院的羅從彥，是宋代著名理學家，培育了不少人才。據《惠州府志》不完整記載，宋代惠州中進士者54人，為惠州歷代最多，這是惠州文化教育取得進步的重要標志。
惠州在明代中晚期出現了第二波興學熱潮。據明嘉靖戴璟《廣東通志》卷十六記載：嘉靖十四年（1535年）之前，廣東八州府書院總數為56間，惠州有14間，占總數的25%，僅次于廣州。眾多學者都在羅浮聚徒講學，廣東清代學者屈大均指出：“是時湛甘泉（若水）治朱明，方西樵（獻夫）治金牛，其后黃泰泉（佐）治泰霞，龐弼唐（嵩）治黃龍，葉絧齋（春及）治石洞，于時講學之盛，海內莫有過于羅浮者，羅浮遂為道學之山。”惠州成為廣東乃至全國矚目的教育亮點。
惠州在清嘉慶年間掀起第三次興學熱潮。散布各鄉鎮的宗族式的客家書院、山房、書屋應運而生，科舉人才表現出家族性和密集型的態勢。如，歸善多祝蔡氏、鎮隆葉氏、和平興隆徐氏、連平元善顏氏，等等。
惠州古代這三次興學熱潮帶來怎樣的思考？惠州文史學者琶洲曾撰文提出，地方文教的生態固然受到諸多復雜因素影響，一方行政長官的識見胸襟和學養才情，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要辦好學校，先要選好校長。要創建名校，先要擁有名師。優質師資是最重要的教育資源。另外，重視家庭教育，重視家族性的文化積累和傳統繼承，是明代惠州文化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文/羊城晚報記者 李海嬋
實習生 黃梓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