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年（1775），皇帝弘歷親自下了一道圣諭，指稱“千山和尚詩本，語多狂悖，自應查繳銷毀。”又說“查千山名函可，廣東博羅人，故又稱博羅剩人。后因獲罪，發遣沈陽。函可既刻有詩集，恐無識之徒目為緇流高品，并恐沈陽地方為開山祖席，于世道人心甚有關系。著弘響、富察善即速確查，從前函可在沈陽時曾否占住寺廟？有無支派流傳，承襲香火？及有無碑刻字跡留存？逐一查明，據實復奏。”（《清高宗實錄》）
于是，關外寺廟凡與函可有關的遺跡、碑文，以及函可在瓔珞峰下的墓塔和塔銘被鏟平；《盛京通志》中有關函可的記載，被盡數刪除；函可的《千山詩集》和《千山語錄》，被《四庫全書》列為禁書，盡行繳毀。一個一百多年前已離世的出家人，為什么會令乾隆皇帝如此寢食難安，必欲徹底封殺而后快呢？只要我們了解一下函可其人其事，便可窺知個中緣由。
《千山詩集》書影。嚴藝超翻拍
釋函可（1611-1659），俗姓韓，名宗騋，字猶龍，是明崇禎年間禮部尚書韓日纘的長子。韓氏世居博羅縣浮碇岡，是惠府名門望族、書香世家。韓氏家中藏書頗豐，庭訓甚嚴。函可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于書無所不窺，多探索奧義，尤喜陸子靜(九淵)書。”用他的話說，那時候是“教訓日從嚴，道義日已康”“讀書窮壺奧，落筆競瀟湘”（《秋思》），小小年紀便立下匡濟天下的大志。他在十六歲那年考上秀才，意氣風發，“豪快疏闊”，與之往來酬唱莫逆知己者，如曾起莘（函昰）、黎遂球、梁朝鐘、羅賓王等，皆嶺南一時才俊。后又隨侍父親任官于兩都。韓日纘在朝二十年，“德業聲施在天下，門下多名儒巨人”，如倪元璐、馮元飚、黃道周等，函可皆得與把臂論交，“聲名傾動一時，海內名人以不獲交韓長公為恥。”（清函昰《剩人和尚塔銘》）
明崇禎八年（1635）五月，韓日纘卒于任上，家道中落，國事日非。面對“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亂象，函可意識到明王朝大廈將傾，“見得人間世，半點也靠不住”，遂絕進取之心而生棄世之念，偕曾起莘同參曹洞宗三十二代高僧空隱道獨于東莞雙柏林寺。明崇禎十二年，又隨道獨入匡山，過曹溪，祝發受戒于舟中，易名函可，字祖心，號剩人，時年二十九歲。明崇禎十四年，他隨道獨、函昰返羅浮華首臺，充都寺，被道獨立為第二法嗣。
明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自殺。緊接著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滿洲八旗金戈鐵馬馳騁中原，神州動蕩，明社傾覆。當是時，函可在廣州住持不是庵，聞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經），附官人舟入金陵。”次年二月，函可抵南京，居住在江陵名士顧夢游家。五月，清兵攻陷南京，恣意殺掠，“朝士薦紳多閉戶不出。函可獨服縞練衣，持拄杖痛哭其門，大呼‘志不可降，時不可失’，聞而感激殉節者十數人，函可咸作為詩歌以吊”，將“親見諸死事臣，記為私史。”這部私史，就是函可以親身聞見，密記金陵淪陷時弘光帝被虜，諸臣死節和萬民遭殃種種事實的《再變記》。函可撰寫《再變記》，“復黯然形諸歌詠”的激烈言行，“時人多危之”，擔心他會因此招來殺身之禍，而函可卻“為之自若”，置個人安危于度外。
據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的考證，大約在清順治三年（1646）暮春，函可曾返回廣東，隨即于同年再至南京。函可于兵荒馬亂之際，不憚艱危，未及一年而往返數千里，表面理由是印刷經書，“實暗中為當時粵桂反清運動奔走游說。”他寓居南京期間，與困居城內的著名反清人士顧炎武、歸莊、龔賢、鄒典等過從甚密，還曾面見了當年韓日纘的門生、降清后駐節南京的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洪承疇。這種種行跡，引起了駐守江寧提督巴山的注意。巴山是滿洲鑲黃旗人，與洪承疇早有嫌隙，陰欲羅致其罪名而排擠之。清順治四年十月，函可啟程返粵，從聚寶門出南京城，“行李過城門，守者檢篋笥有弘光帝答阮大鋮書稿及《再變記》，乃擒送軍前。”（汪宗衍《明末剩人和尚年譜》）南明弘光帝即福王朱由崧，函可身上居然夾藏了他的親筆書信，而《再變記》的內容又是如此觸犯滿清的忌諱，更讓人生疑的是，函可這次出城的護行牌文，是明朝降臣洪承疇所發，這就讓巴山愈益懷疑洪氏牽涉案中。
巴山對函可“考掠至數百”，試圖逼他供出與洪承疇的關系，而函可始終不松口，“但曰某一人自為。（用刑的）夾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營候鞠，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真不愧為錚錚鐵漢，途人為之肅然起敬，也使當事者無可奈何。洪承疇身涉案中，為避嫌自保，徑將此案移送北京，說是“臣與函可有世誼，理應避嫌，情罪輕重，不敢擬議。謹將原給牌文及函書貼封送內院，乞敕部察議。”順治皇帝以“素受眷養，奉命江南，勞績可嘉”為由而“姑從寬宥”了洪承疇（據《清實錄》）。身受重傷的函可則被奉旨“拿解來京”。清順治五年，函可終因《再變記》言論“有干我朝忌諱”而獲罪，詔令流放沈陽，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以很大的篇幅介紹和分析了這一段公案，指出：洪氏避嫌，不定函可之讞，清廷亦深知其中微妙之處。所以諭慰洪氏，輕罪函可者，蓋仍須借洪氏以招降其他漢人士大夫如瞿稼軒輩。瞿、洪皆中式萬歷丙辰進士，而函可乃適當之聯系人也。然則當日洪承疇處境之艱危，清廷手腕之巧妙，于此亦可窺見一斑矣。很顯然，函可得免一死，并非清王朝心生憐憫而施仁政，而是他們在錯綜復雜的斗爭形勢下投鼠忌器而不得不為之的一種謀略。正是在這種政治博弈之下，函可不但是滿清王朝文字獄的第一個受害者，也成了首位被清政府放逐東北的“文化流人”。
清順治五年（1648）四月，函可抵沈陽。沈陽雖號稱盛京，竟“牛車仍雜沓，人屋半荒蕪”，生存環境的惡劣可想而知。但函可泰然面對，自慰道：“幸有千家在，何妨一砵孤。但令舒杖屨，到此亦良圖。”（《初至沈陽》）對未來的生活并沒有失去信心。他致信師兄函昰說：“門下龍象如云，若得專一人來，使某得盡其夾輔之力，則曹源一滴長潤塞下。”他秉承其師空隱道獨兼修釋儒、利物濟人的思想，開始盤算如何在關外弘法布道。
清順治八年，清廷大赦天下，對函可的監管有所放松，允許他在遼東地區走動。他往返于沈陽、尚陽堡、千山等地，“自普濟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坐大剎。”據史料載：函可在講經時，“嘗欲取易、中庸、楞嚴、道德四經合為詮釋以概三教之宗。”認為“但為真儒，即為真佛；必為真佛，始為真儒。文章、風節、學問、經濟，無不在此”。而“佛門不是躲身之處，即入佛門便當作佛”；“佛法在世間，不離百姓日用”，佛門弟子要“出得世間，入得世間”（《千山語錄》卷一），應以出世之襟懷行濟世功德。“凡七坐道場，趨之者如河魚怒上，得法徒六、七百人”，被尊奉為“佛出世”。函可的講話由弟子今羞、今何作筆錄而成《千山語錄》，一再刊刻行世，遠播關內外和朝鮮、日本，實現了空隱老人“吾道東矣”的夙愿，成為塞外佛教第一傳人，關外禪宗的開宗鼻祖，受到當地僧俗的歡迎和敬重。
“道心豈為饑寒長，詩料偏于沙磧添”，孤寂寒苦的塞外流放生活，摧殘著函可孱弱的身軀，卻又激發起他蓬勃的詩情。正如其所言：“我死終無恨，我生良獨艱。不因頻得句，何以破愁顏。”（《侍者勸予病中罷吟》）一部《千山詩集》共收錄函可生平所作詩1500余首，大多數是作于關外。他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詩歌創作獲得大豐收，藝術成就達到高峰。
清順治七年十一月，函可以詩友左懋泰五十五歲生日，邀集遼沈遺老流民三十余人集會，首倡詩祝壽，眾人和之，遂結為冰天詩社。這是遼東地區歷史上的第一個詩社。同年十二月初四，函可生日，詩社同人咸集賦詩賀壽，舉行了第二次社集。“會未及三，詩愈半百”，函可把冰天詩社詩結為一冊，并親自作序云：“盡東南西北之冰魂，灑古往今來之熱血”“聊借雪窖之余生，用續東林之勝事”，他雖然寄身于方外，流寓雪域，心中卻依然沸騰著前明東林復社的熱血豪情，不忘家國天下之大事。特別是他那大量的思鄉之詩，在滿紙鄉愁中融入了喪親之哀，毀家之恨，亡國之痛，生民之苦，正是“肉身縱在腸應斷，既哭蒼生亦哭僧”。
清順治八年（1651）三月，同門真乘和尚自羅浮來訪，函可收到了師友們的來信。當他聽到順治四年博羅慘遭清軍屠掠，全城“十不存一”，韓氏闔門罹難的噩耗，悲慟不能自禁，寫下《得博羅信三首》，其三云：
長邊獨立淚潸然，點點田衣濺血鮮。半壁山河愁處盡，一家骨肉夢中圓。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岡頭斷曉煙。見說華臺云片片，殘枝猶有夜啼鵑。
真是字字泣血，催人淚下。自后，他寫下了大量的作品，悼念在抗清斗爭中死難的親朋好友。如堂兄韓如琰，明崇禎十五年舉人，甲申聞變，奮然興兵抗清，守城戰死，死前留絕命詩二首，有謂：“一門節義自天成，同日捐軀殉大明。赤膽忠臣魂冉冉，青閨烈婦血熒熒。”函可讀后，流涕和之，稱贊他“柴市千年正氣留”“更將心膽寄春秋”。他的五妹，博羅城破時，適歸寧，藏匿于夾墻內，聞清兵欲殺其母，即驚呼出救，觸刃死，函可作詩記其事。他還特別記下清兵焚燒博羅西園，“西園公遺書數萬卷，手著亦不下萬卷，俱火燼”，致使嶺南文化遭受慘痛損失的歷史事實。
函可出家前結交的許多摯友，先后在抗清保明的斗爭中慷慨就義。如梁朝鐘，番禺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清順治三年清兵陷廣州，赴水殉國，被救起，命其剃發，不從，自刎死。又如黎遂球，明天啟十年舉人，南明隆武朝任兵部職方司主事。清順治二年，提督廣東兵援贛州，城破巷戰，身中三箭而死，弟遂洪同時殉難。正是“家余老母西方淚，夢繞孤僧北塞煙”。對這些英烈，函可都專門作詩哀挽，頌揚他們“一身許國氣無前”的英雄精神。在《遙哭秋濤》一詩中，函可稱贊陳子壯起兵抗清戰死疆場，“盡把心肝報主休”“長偕正氣世間留”。與陳子壯、陳邦彥并稱為明末“嶺南三忠”的張家玉，函可則喻之為南宋負帝投海的陸秀夫，說家玉抗清兵敗，拒降赴水而死，“從此千秋滄海上，風濤怒卷血猶渾。”此外，《遙哭巨源》《遙哭千里》《遙哭暮過》等百數十首，皆述國仇家恨之作。
詩歌是他繼續與清廷戰斗的利器，他譴責清軍恣意殺掠的暴行：“蒼狗白衣瞬息中，況聞五嶺滿刀弓。親朋敢望今誰在，城郭應知到處空。”（《悵望》）哀嘆時政昏暗，壞人當道：“天無門兮地無路，龍為魚兮鼠為虎。”（《長相思》）抨擊新朝文網密布，以文字獄掩飾罪行，鉗制言論：“四海盡秦坑，詩書同一炬。”（《哭吳岸先》）正如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所言：“清初高僧詩，以粵東為冠，慷慨任氣，磊落使才，怨而近怒，哀而至傷，可印證世事者亦多”，《千山詩集》即為其中之表表者。
函可當家國全盛之日，棄紛華如敝屣，從一個官宦世家的貴公子成為隱身方外的出家人，但于明清易代之際，卻未敢忘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先賢訓誨，義無反顧地投身于保家衛國的斗爭，寧折不彎，風骨凜然。正如他在《讀杜詩》中所說，“公詩化作血，予血化作詩。不知詩與血，萬古濕淋漓。”《千山詩集》是和著一個苦難民族的血淚書寫出來的，它不但是函可坎坷人生的形象觀照，也是那個天崩地解時代的真實記錄，多能“印證世事”，具有很高的文學審美和歷史研究的雙重價值，值得珍視。
(吳定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