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一群羅浮文化發燒友，在羅浮山東麓鹿角坑靠近羅陽溪瀾石段附近，發現了兩處水碓遺址，經過仔細的實地勘察，并查找到一些相關文獻資料予以印證，他們確認這兩處水碓，是當年山民利用水力舂取香屑的香碓。此事與羅浮制香業相關，是個值得一聊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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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即稻粱

　　羅浮山盛產各類香木。至遲在明代，已普遍使用水碓將這些香木舂成香屑，用以制作香條、香餅等。這些原材料和成品，除滿足羅浮山自身用香的龐大需求外，還行銷廣、惠二郡。明末清初，這一史實就被一些個人筆記所載述，如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在其《器語》一章中就說：

　　羅浮眾香之藪，其樹木多芳辛酷烈。凡枯柯折干，外皮雖朽，內心甚香。山人每采樹之鱗甲名薰陸羅香者，及楓、桂、雞藤、水松之屬，以轓車車水，水激處，百杵齊舉，而黃屑成焉。乃以浮灄載之，沿羅陽溪而下，售于廣、惠二州。凡為香條、香餅者，皆取給。其香以天生，而末以水成，不費筋力，又有溪流以輸運，真棲隱之幸也。

　　這里所說的“黃屑”，即是用水碓舂成的香粉，是用來制作各種香品的主要原材料。所謂“浮灄”，就是以竹木扎成的筏子，香農們用它載上香碓舂好的香粉，順羅陽溪飄流而下至泊頭，然后轉裝大船經東江上溯惠州、河源，下達東莞、廣州。對此，屈大均說：“這條溪水，舊無名，以山中販香屑者，時時駕筏往來，名之曰香溪。”又說：“香溪以與山中之藥市對。有詩云：采香秋自香溪入，采藥春從藥市還。”又說：“七十二溪流水香，香隨流水出羅陽。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即稻粱。”還說：“羅浮自是一香山，香使山人不得閑。一棹香溪販香去，香如塵土滿人間。”可見，在明清之際，羅浮山地區的制香業頗為鼎盛。

　　對上文所說的“轓車車水”和“百杵齊舉”，清道光年間東莞人賴洪禧編撰的《浮山新志》也有介紹：

　　溪流既長，自上下下，勢極奮迅，制為車輪，大可二丈，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輪心橫長八尺，排有四齒，齒迫一碓，碓各有杵，杵各有臼，日夕水聲、碓聲、輪聲不絕于耳。

　　為此，他特別引用了惠州貢生陳青槐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游羅浮時所作的記述說：

　　自分霞嶺而西而北，蹊路千回，溪聲十里，統名蓬萊洞。沿溪多作水碓，承流筑渚，閘而落之，可轉巨輪舉高杵也。然遇流迅處，卻不事此，但如制排齒成輪，齒端各系筒，綴笡水從下激輪轉，而機舂自動。日夕過之，聞碓聲闐闐。

　　本文開頭說到的那兩處羅浮山水碓遺址，就是陳青槐筆下眾多水碓中的部分遺存，它們為當年羅浮興旺的制香業提供了實物佐證。

　　尤值一提的是，陳青槐所描述的“碓聲闐闐”，又在其后繼續在山間回響了約近百年。1934年秋，東莞文人張仲葛游羅浮山時，仍然聽到“一路瀑布聲、松濤聲、水碓聲遠近互答。”（文載1934年《正風半月刊》）可見，直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羅浮山仍然廣泛地使用水碓。這些水碓，雖然并不一定全都是用于舂取香屑，但從屈大均“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即稻粱”的語境看，當年的制香業是許多山民賴以為生的一項經濟產業，說這些水碓有相當一大部分是香碓，應無疑問。

　　香碓不止出現在羅浮山蓬萊洞一帶，甚至在博羅城郊也能聽到它“碓聲闐闐”。清乾隆年間，進士檀萃寓居博羅時曾有記云：“博羅縣北七里，香積寺。寺下溪水可作碓磨。坡公以屬縣令林抃督成之。至今鄉人賴其利，以舂香末。”（見《楚庭稗珠錄》）。此又可見，其時生產香末的區域已外延至博羅城郊。

　　貳

　　羅浮自是一香山，香使山人不得閑

　　羅浮香業的旺盛，首先當然得益于天時地利。羅浮山是一座天然的中藥寶庫，據不完全統計，該山約有各類植物3000多種，其中藥用植物占了五成以上，正可謂“籬陌之間，顧盼皆藥”“藥石所在皆有”（葛洪語）。晉人葛洪之所以會選擇在羅浮山棲隱修道，行醫濟世，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由。通過葛洪（晉）、陶弘景（南朝）、軒轅集（唐）、胡衍（宋）等歷代名醫的實踐和推廣，羅浮山成了遠近聞名的醫藥名山。唐天冊萬歲元年（695年），武則天專門派女道士往羅浮采藥，用以合成“長年藥”。唐開元年間，道士司馬退之又奉玄宗之命采藥于羅浮。宋代文豪蘇東坡寓居惠州期間，曾寫信邀請著名隱士劉誼訪問惠州，說“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又屢以詩文稱贊沖虛觀道士鄧守安，說他頗集醫藥，常欲濟人，他自己也“閑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所謂“百毒”，也就是百藥。東坡還親辟藥圃，種了多種藥材，如人參、地黃、枸杞、甘菊和薏苡等等，以滿足自己和他人的日常所需。明代陳獻章在《送李世卿還嘉魚序》中也寫道：“予老且病，行將采藥于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以畢吾愿。”這位名滿天下的嶺南大儒，對羅浮山的醫藥竟也是如此心馳神往。

　　據方志載：至遲在宋代，在羅浮山沖虛觀附近，已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洞天藥市，成為廣東四市即藥市、香市、花市、珠市之首。相傳洞天藥市鼎盛之時，入市者盈萬，嶺南以至東南亞的藥商云集于此。馬俊聲于宣統年間游歷羅浮，有記云：“羅浮所產草木藥品，附近居民售以謀生者，每天所值一千元。”正如屈大均所言：“香使山人不得閑。”種藥、采藥、制藥、賣藥，成了不少山民終年勞作的重要營生。這些藥，自然包括了中醫藥中的重要品類香藥。

　　所謂香藥，就狹義而言，即指沉香一類貴重的香料。宋人寇宗奭在《本草衍義》就曾指出：“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旁海諸州尤多。”元人熊朋來序《陳氏香譜》言：“漢唐以來，言香者，必取南海之產。”清人納蘭常安亦言：“迦南香出粵東海上諸山。”（見《宦游筆記》，迦南今稱綠棋楠）。羅浮山無疑就是這“海上諸山”中的重要一座。

　　明黎民表《羅浮山志》卷四《品物·木品》所記載的羅浮山所產之香“有桂、有沉香、有千步香、有薰陸香”等。葛洪在《神仙傳·麻姑》一文里，還對羅浮山沉香樹的藥用價值作了近乎奇幻的描述，說“神山料木，傷心結露，燃之若太素清霧，氣壓群芳，其香綿延如日月，經久不絕。”他們這里所記述的，大抵屬狹義的香品。若就廣義而言，那就更是種類繁多、屈指難數了。葛洪在他的《肘后備急方》中，便記錄了許多使用羅浮山香藥療病的醫方，如用于治瘧疾的附子，治創傷的黃柏、黃芩等，都是香藥。相傳葛洪的妻子鮑姑以艾灸濟世，活人無數，而艾草也是一種香藥。葛洪夫婦以香藥療病的傳統，得到繼承和發展，如宋代的《三因方》中所記錄的“五香連翹飲”，即以沉香、丁香、麝香、木香和乳香入藥組方，治療積熱結核等疾病，療效頗著，成千古名方。明代羅浮道士在整理古方的基礎上用數十味中草藥煉制的百草油，其中所用陳皮、薄荷、樟腦、丁香等，也都是香藥。香與藥同源，大抵而言，凡是本草多可制香，所有香品皆能入藥，香藥在洞天藥市中占有著極大的比重。從這個意義上說，羅浮山的藥市，其實也不妨稱之為香市。它與東莞寮步的香市只是一江之隔，也是當年莞香的主要產區之一。

　　叁

　　羅浮自有通津處，仔細推尋一瓣香

　　香既是治病療傷的重要中草藥，又是民間民俗活動中熏香辟穢的重要物品（如端午節的香囊和七夕的香花水等），更重要的是，香在佛道二教中具有著不可或缺的實用價值和精神內涵。佛家的“心香為本，物香為用”“香氣成云，充滿十方一切虛空”；道家的“道由心學，心假香傳”“萬法之中，焚香為先”。焚香禮圣，是道佛二教活動的重要規儀，也是廣大信眾修行時以表誠敬的精神信物。羅浮山是道書所稱的第七洞天和第三十四福地，自葛洪之后，歷來都是嶺南道教的祖庭，宮觀林立，道士眾多。佛教的情形亦復如是。“博羅佛化盛于唐而始于梁”，據《廣東通史》介紹，六朝大興佛教時，廣東各地興建大小寺院有87所之多，而其中始興郡11所，廣州城19所，鄰近廣州的羅浮山4所，加上山下的龍華寺，共有5所。唐代高僧道世在《法苑珠林》指稱：“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極豐渥。”所謂“循州一川”即指東江，其“東西二百，南北百里”，正是古代惠州的行政地域，而域中“寺極豐渥”，可覘知廣惠兩郡佛教的繁盛，而香的需求量亦當可想見，尤其是每逢各種神誕和節日，用量更是驚人。東莞學者容肇祖1933年游羅浮黃龍觀時，曾抄錄了該觀公示于大殿的每年各位神圣祖師的誕期牌，顯示從正月初一的“天臘之辰”、初五的“玉皇大帝誕”，二月初三的“葛大真人誕”，九月初九的“九皇誕”直到十二月廿五日的“玉皇大帝下降日”，共23項，幾乎平均每月2項。（詳見容肇祖《羅浮山游記》）每逢這些重要神誕和節日，四方信眾駢集，香火鼎盛，對各類香品的需求猛增。佛寺庵堂的情形亦大體如此。

　　明清二代的羅浮香業，至少遇上了二次難得的時代機遇。第一次是在明朝初期，三位皇帝即朱元璋、朱允炆、朱棣，接連下旨嚴禁民間使用“番香”（即從國外進口的各種香料）。特別是建文三年（1401年）那次，明確規定:“祈神拜佛所燒之香止用我國松香、柏香、楓香、黃連香、蒼木香、蒿桃香木之類，或合成為香，或為末，或各用以此為香，以表誠敬。”這就為本土香的大行其道打開了方便之門，大大促進了羅浮香的生產。第二次是清朝初年，朝廷為抵御鄭成功的反清活動，強行在東南沿海實施遷界，堅壁清野，嶺南許多地處海邊的香料產地遭到毀滅，羅浮山卻因不在遷界范圍而免禍得利，成為該地區所剩不多的香料產地而身價驟增。屈大均的《廣東新語》等私人筆記對興旺的羅浮制香業的記述，正是對這一歷史事象的真實反映。

　　總之，在疾疫防治和宗教活動的雙重需求和交互影響下，構成了嶺南地區用香的巨大市場需求，羅浮山的種香、采香、制香、販香、用香的產業鏈因此而逐步形成，成為惠州民間一項頗為重要的經濟產業，是明清二代甚至于民國初年惠州社會經濟圖譜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值得進一步挖掘和研究。 （吳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