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惠州民間海防與鄉村圍寨
——以惠東為窗口看演變歷程
從2012年至2021年，惠州市各縣區先后七批次獲評“廣東省古村落”的村共有34個。其中，惠東縣有11個，占總數的32.3％，頗為可觀。不過，比起該縣歷史上曾經存在，包括至今尚存的鄉村古圍寨，這個數字，恐怕還只能算是冰山一角。若要窺其全貌，了解它的歷史因由和文化影響，則應從明代嘉靖年間的海防說起。
海之嚴于防自明之嘉靖始
“古有邊防而無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清《南澳志》）明代廣東海防的總體布局，劃分為東中西三路，西路為高、雷、廉三郡，中路為廣州，惠、潮二郡則為東路。而“倭寇沖突，莫甚于東路”“儻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明王在晉《海防纂要》）故在明洪武年間，在碣石（今屬汕尾）設衛，在平海（今屬惠東）設所，“開五屯而養兵，創一城以撫民”，軍威凜凜，震懾四方，直至嘉靖初期，惠州海防百余年基本無甚大事。
然而承平日久，邊備日漸松懈，衛所屯田被豪右兼并，軍戶亡耗又不復補充。水寨移入內港，墩堡棄為荊榛，哨船毀壞不修，“不法奸民、逸囚、漁人、蜑戶、倭寇等皆伺機肇事，嘯聚構亂。”官軍則士氣萎靡，怯于應戰，任由倭寇蹂躪沿海各地，敵退才虛張聲勢遣將出鎮，粉飾太平。特別是進入嘉靖后期，內政不修，社會動蕩，海上倭寇更是乘虛而入，海警頻仍。清蔡方炳《海防篇》說“海之嚴于防自明之嘉靖始”，可見當時形勢之嚴峻。
既然官兵自顧不暇，于是，歸善、海豐沿海鄉村紛紛構筑圍寨以自保，一座座城堡式的圍寨先后出現，鄉村的傳統居住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顯現了向軍事化轉變的發展態勢。這種變化在現今惠東縣的沿海、沿江和沿驛道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為數眾多、形態各異的古圍屋或古村寨接踵出現。這些圍屋或村寨，其始建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間，有四五百年的歷史。
對鄉村圍寨，明嘉靖惠州舉人葉春及有過這樣的解釋：“自賊起，鄉人各為寨，名之曰圍。”很顯然，圍寨就是把族群居住地圍以高墻，構筑厚壘以御防賊寇的城堡，或者可以說，圍寨就是海防軍事建設中的民間版本。惠東黃埠的炙賢寨，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清初黃埠舉人薛昶所撰《炙賢志序》記述：炙賢寨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這一年，正是“山寇方熾，海警頻仍，首尾牽制”之時。而在此之前，村民雖然“煙火不下數千，然猶星散曠居，未圍也”。眼見著“海氛揚波，鄉無寧宇”，形勢愈益嚴峻，在村中頗有威望的士紳李云溪深以為慮，于是邀集本村薛、潘、梁等諸姓長老商量應對之策。他說：“吾儕鮫人與鄰，一旦粘天浩淼中一二葉走險而至，將幻幻蜃樓，百難為守乎？”其所指“粘天浩淼中一二葉走險而至”的“鮫人”，無疑就是當時橫行海上的倭寇海盜。為守護家園，保全村民的生命財產，村中各姓居民一致贊同建寨聚居，“遂鳩而圍之，仍其名為蔗園，后乃更名炙賢寨。”這個炙賢寨（又叫炙賢圍），“周圍一百八十丈有奇（約600米），立東西南北四座門樓，每座門樓均筑有甕城，墻高3米以上，厚0.8米，與城墻相連，設射孔，為斗炮九，砌以長石作敵樓其上，塑神鎮撫之”，具有明顯的軍事防御功能。
六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離炙賢圍不遠的吉隆漢塘村也開始“圈城”，最初是“五姓合圍”，后又發展為“七姓合圍”。他們引山溪水作護城河，河深3米，沿河密種簕竹以為屏障，圍內建筑有三豎九橫九條街道，密集整齊，設東、西二門供出入，目的也是共同抵御海倭的侵擾搶掠。稔山范和的羅岡圍也是一個頗具軍事防御功能的明代圍寨。此圍建于明嘉靖、萬歷年間，長寬均為99米，呈正方形，坐北向南，內列8排建筑，每排建房屋6座共48座，皆坐北向南。圍屋四周，則由100間房連成圍墻以拱護，分東西南北四向筑門樓以供出入，門樓均仿城池規制構筑，并建有甕城。
惠東沿海沿江地區幾乎無屋不圍
西枝江流域地當孔道，又有舟楫之便，也是山寇海倭嘯聚肆虐之地，故沿江鄉村亦多圍寨，其中以多祝鎮的皇思揚和田坑城最為著名。皇思揚位于西枝江畔，大船可直航平山、淡水而達于惠州、廣州，平山至海豐的多條商貿古道亦自村中穿過，是歸善東北山區通往西南河谷平原和稔平沿海地區的門戶。皇思揚古圍村始建于明末清初，以“設治防御”為主旨布局構筑，臨外墻的房屋，向外墻面一律不開窗戶，只設槍眼。寨內各姓村民又各自成圍聚居，形成了“大圍龍套小圍龍”的居住格局。寨內巷道縱橫交錯，相互連通，有北門、大西門、下西門等寨門。據張友仁《庚子惠州三洲田起義查訪錄》記述：光緒二十六年（1900），孫中山、鄭士良、林海山等革命黨人發動惠州起義，義軍轉戰至多祝時，曾以二千余人、百余支洋槍四面圍攻皇思揚，激戰一整天仍未攻下，直至深夜時分，村中內應打開西門引義軍入，寨始告破，足見皇思揚的軍事防御能力不容小覷。
航拍皇思揚村。（資料圖片） 惠州東江圖片社供圖
田坑位于多祝東出稔山、吉隆、平海的通道上，與沿海地區緊密連接，亦屬要沖之地。陳氏田坑城始建于明末清初，占地1.2萬平方米，呈半月形，用青磚或三合土繞城筑墻，全長500余米，墻高4至5米，只在東面立一門供出入，城內分置7座2或3層的望樓，每層均有瞭望孔和銃眼，望樓與城墻連通。城內有18條用鵝卵石鋪成的巷道，縱橫有序，有近400間房廳，丁口最興旺時期有100多戶約700人居住其中。由于田坑城規模宏大，具有明顯的軍事防御特征，在抗日戰爭時期竟被侵華日軍誤以為是軍事要塞而投下炸彈，將古城西南部分的房屋和城墻及四座望樓炸毀。
鄉民筑圍寨，辦團練，以武裝自衛，與地方政府的提倡有關。明萬歷年間，海豐彭希周就曾在《吉康治亂記》中稱：“癸亥（指明嘉靖四十二年）春，司府明文命各鄉建寨，此固不去則守，圖存之策也。”禮部尚書、博羅人韓日纘也記述了海豐縣令周一敬見縣內“鄉落散處，恐有鞭長不及之患，相地形險易，教民立寨自固。”可見，當時鄉村立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勵和指導。
毗鄰海豐的稔平半島也大體如此。從現存史料來看，在明代，惠東最早出現的圍寨，是始建于明正德三年（1508）的稔山長排芙蓉村那座圍墻高達6米的吉塘圍。此外，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黃埠炙賢寨、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黃埠沙埔村金盤圍、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吉隆漢塘圍、建于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的范和村羅岡圍、建于明崇禎年間的多祝皇思揚城寨、建于明末清初的黃埠鹽洲楊屋圍（又稱楊厝寨），以及鐵涌溪美村古圍屋，稔山長排寨內肚，多祝的蔡屋圍、田坑城，吉隆的平政圍，梁化石屋寮的九廳十八井圍屋等，都是那個時期沿海沿江居民“立寨自固”的產物。至于那些始建年代不詳或者名字早已更易的圍寨就更多了，如吉隆的吉水圍、鎮陽圍以及轎嶺古村寨；鹽洲李屋寨（今稱李屋村）；稔山里安圍（今稱中徑村）和鳳儀寨（又名黃泥寨，今稱革新村），以及爛澎寨（又名欄盤寨、蓮蓬寨，今稱蓮蓬村）；范和的吉塘、長興、尚德、六順諸圍等，正是官筑城、民筑寨，一旦倭寇之患發生，“民欲假息城廓，不能盡容，數村一壘，賊去則耕，至則閉壘而守”。
總之，惠東沿海、沿江地區鄉村出于抗倭御寇的實際需要，幾乎無屋不圍，無村不寨，具有明顯的“軍事化”特征。這些鄉村圍寨的居民就民系而言，有客家、本地和福佬，故不宜統稱為“客家圍屋”或“客家圍寨”。
清初實行遷海，盡行拆毀沿海各鄉圍寨
“圍寨”成為惠州山海交錯之區一道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觀。圍寨的產生，極大地改變了居民的居住形態和生活習慣，對當地民風習俗和文化性格產生深遠影響。要守住圍寨，寨內村民必須團結一致，聽從指揮，宗族的地位和長老的權威因此被進一步抬高和強化，宗祠和族規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同時，為抵御外敵，寨內必須建立一支訓練有素勇敢善戰的武裝隊伍，于是各村寨紛紛挑選精壯村民于農隙習武，以武結眾，“藉其有臂力者教之技擊”（韓日纘語），尚武習武肩負著事關家族和鄉村生死存亡的光榮使命，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和鼓勵，成為惠東鄉村的普遍風氣。這種風氣衍生出來的民風習俗，例如重視家族整體利益，敢于對抗強權甚至蔑視官府，不惜使用武力甚至犧牲個體生命來捍衛家園的雄強氣魄等，構成了圍寨文化的重要底色。
尤應指出的是，惠州鄉村的圍寨結構，是一種充滿內斂、封閉、穩固、保守等文化內涵的建筑形式，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容易滋生小眾情懷和拒外心理。高厚的門墻和窄小的窗孔，有利于本村本族的抱團固守，御敵于外，但也局限了圍內居民觀察和了解外界的視野，為他們與公眾社會的人際交往和思想溝通造成障礙，形成事不外求，自我封閉，崇尚武力解決問題等思維定式和行為習慣。曾經在清同治年間先后署理過潮陽、普寧、澄海諸縣的江蘇如皋人冒澄對此深有感觸，稱粵東潮惠地區“鄉村聚族而居，煙戶繁密，明末海盜縱橫，民多筑圍建堡以自衛，久而鄉無不寨，高墻厚柵，處處皆然。”故當地“民情強悍，好勇斗狠，嗜利輕生。”甚至還發展到村落或族姓之間“強者凌弱，眾者暴寡，而歃血拜盟之風，村村效仿”，到了凡事動輒訴諸武力的地步。
對統治者而言，圍寨的利弊可謂因時而異。其利如前述，在海倭為患時期，它是國家海防的有益補充，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圍內村民的生命財產；而“其弊也，莠民藉以負固，敢于拒捕抗糧，官吏捕治為難，半由于此。”這時候，圍寨又往往成為對抗官府的“土圍子”。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亂、群豪并起的特殊歷史時期，圍寨便成為地方武裝勢力抵御南下清軍的軍事堡壘。據方志記述，清軍在由閩入粵的途中，便遭到海豐蘇成、蘇利等地方豪族的頑強抵抗，而碣石衛及甲子、捷勝、平海等衛所城寨，就是他們據險固守的軍事城堡。故有論者認為，清初實行遷海，盡行拆毀沿海各鄉的圍寨（如黃埠炙賢寨和吉隆的漢塘圍等被廢為丘墟），把海豐、歸善兩縣瀕海地區變成無人區，這些行徑，都與反清復明勢力利用沿海這些軍事化的“土圍子”作為據點，武裝對抗清軍有著直接的關系。
（吳定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