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主政惠州的官員摩肩接踵，留下政聲和美德的，為數不少。翻閱明嘉靖年間楊載鳴纂修《惠州府志》卷十一《名宦傳》一章，可見北宋治平年間惠州太守陳偁的事跡記載，并點評“偁可謂有功德于民者”。

　　史冊文字，班班可考。惠州名宦、北宋太守陳偁如何“有功德于民”？

　　整理湖山提出“惠陽八景”

　　千百年來，人們對惠州西湖的保護和經營興替不斷。隋開皇十一年（591），設循州總管府于梌山，開啟惠州的建城正史。至唐代，西湖之畔，逐步建造了泗洲塔、天慶觀（元妙觀）、永福寺等。

　　入宋之后，“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惠州城人口日益稠密，人們筑堤截水，“湖溉田數百頃，葦藕蒲魚之利”“半徑雨余香稻熟，豐湖波暖鯽魚肥”成為西湖的寫照。《惠州西湖新志》稱，宋代以來，西湖已被初步建成以發展農副業生產與開發風景資源相結合的千頃之湖。西湖以豐厚的漁農之利育養惠州，惠州人彼時稱其為“豐湖”。

　　北宋治平三年（1066），南劍州人陳偁出任惠州太守，他看到郡民從西湖獲取葦藕蒲魚之利，自然歡喜，但他也看到西湖基本上自然漲落，“歲以漲潦為患，至于漂溺人物”，無法保證郡民穩獲湖利。陳偁于是下決心大興水利，在豐湖“筑堤捍水，延袤數里，中置水門備潦，疊石為橋于上，漁利悉歸民”。

　　陳偁所筑之堤東起中廊（北門外），西抵天慶觀（今元妙觀），延綿數里，時稱平湖堤，設水門，或堰或閘，以閉以泄，各得其宜，又在堤上置水門泄洪，疊石筑橋于其上，時稱拱北橋。堤兩旁“植樹為徑二百丈”，以固堤基及蔭蔽行人。

　　在西湖入東江口筑堤，將西湖水提高，與東江分隔開，而修筑石橋，方便了行人，且便于西湖泄水，取湖之漁利盡歸于民。可以說，平湖堤及拱北橋，是惠州最早也是當時最大的一項水利工程。明成化年間，惠州知府吳繹思對拱北橋進行重建，今日所見的五孔石橋首次成型，成為惠州西湖六橋中的“第二橋”。

　　陳偁還在西湖修筑孤嶼亭、湖光亭、芳芷亭等亭臺樓閣，著意營造西湖的景點，增加西湖的人文內涵，西湖的水利和游覽設施雛形初現。陳偁對自己的城市工程似乎頗為滿意，于是“豐渚亭、豐湖山之樓、長橋巨舫，與其屬以休以游，席春幄之奇葩，懷署閣之清風，霜柑肥鱸，雪蟹浮醅，未嘗不思與惠民均所樂”。

　　陳偁還最早提出了“惠陽八景”，即鶴峰晴照、雁塔斜暉、桃園日暖、荔浦風清、豐湖漁唱、半徑樵歸、山寺嵐煙、水簾飛瀑。“惠陽八景”中，除鶴峰晴照在水東歸善縣治、荔浦風清在水北江邊，其余都在西湖，西湖首次被明確納入風景范疇。

　　陳偁的這一行動極富開創意義，將惠州西湖建設成為與鵝城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南宋，王象之在《輿地紀勝》記述惠州西湖景觀，并指西湖有“臺榭二十余所，亭館為廣東之勝”。

　　“以我為州”未謀“以州奉我”

　　施惠民之政的陳偁，對惠州的貢獻，除了經營湖山、在豐湖“筑堤捍水，延袤數里，中置水門備潦，疊石為橋于上，漁利悉歸民”外，遇大旱，又“教民以牛車汲水入東湖溉田，民賴其利”。

　　這說明，以牛車汲水入東湖溉田，這種中原先進的農具及其使用技術，也因陳偁的積極引進而落戶惠州，這比蘇東坡教惠州人使用秧馬插秧和水力碓磨，要早30年。

　　此外，陳偁將小麥引種惠州。鄭俠所撰《西塘集》卷三《惠州太守陳文惠公祠》有惠州種植小麥的最早記載：“南民大率不以種藝為事，若兩麥（大麥和蕎麥）之類，蓋民不知也。公始于南津間地，教民種麥，是歲大獲，于是惠民種麥者眾矣！”

　　陳偁的這些努力，收到顯著效果。在陳偁離惠約30年，蘇東坡游博羅香積寺，在路上見到的情景是“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禁不住要用“二年流落蛙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的詩句來表達對豐收在望的喜悅之情。

　　北宋元豐二年（1079），陳偁改知泉州，于北宋元祐元年（1086）七月卒于泉州，享年七十二。158年后的南宋淳祐四年（1244），惠州太守趙汝馭在南湖之畔、郡城西南銀岡嶺建聚賢堂（豐湖書院前身），祀陳堯佐、陳偁、蘇東坡、唐庚、陳鵬飛等12名寓惠名人及鄉賢，名十二先生祠。

　　陳偁“以我為州”，雖然不愿意“以州奉我”，但最終還是贏得了“以州奉我”，惠州民眾的深沉愛戴，讓他的故事，依舊在西湖與鵝城流傳。 （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