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眸滄海窄，點筆老天驚”，是明末清初著名高僧函可稱贊友人書法作品的詩句，在這里借來評價函可本人的胸襟氣度和書法造詣，應該也是頗為恰切的。

　　函可（1611—1659），俗姓韓，名宗騋，字祖心，是明崇禎年間禮部尚書韓日纘的長子。博羅韓氏是博羅的名門望族、書香世家，因重教育、嚴庭訓而聞名，函可后來回憶說，那時候他是“教訓日以嚴，道義日以康”“讀書窮壺興，落筆競沅湘”。自小便立下大志。他十六歲考上秀才，意氣風發，與之結交往來的知己者，如曾起莘、黎遂球、梁朝鐘、羅賓王等，皆嶺南才俊。后又隨侍父親任官于兩京，韓日纘在朝二十年，“德業聲施在天下，門下多名儒巨人”，如倪元璐、馮元飆、黃道周等，函可皆得與把臂論交。

函可肖像。嚴藝超 翻拍

　　守節重義 “血流沒趾”仍不屈

　　明崇禎八年（1635）五月，韓日纘勞瘁病逝任上。函可面對家道中落，國事日非，“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亂象，意識到明王朝大廈將傾，“見得人間世，半點也靠不住”，遂生棄世之念。明崇禎十二年（1639），他隨曹洞宗三十二代高僧空隱道獨入匡山，祝發受戒，易名函可，字祖心，號剩人，時年二十九歲。

　　明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自殺。隨后，清兵入關，滿洲八旗金戈鐵馬馳騁中原，明朝傾覆。住持廣州不是庵的函可，聞國變，“悲慟形辭色”，聞江南復立新主，于十二月以請藏經之名乘舟入南京。居住在老朋友、江陵名士顧夢游家樓上。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大約在順治三年暮春，函可曾返回廣東，又隨即于同年再至南京。函可于兵荒馬亂之際，往返數千里，表面理由是印刷經書，“實暗中為當時粵桂反清運動奔走游說。”（陳寅恪語）函可寓居南京期間，與城內著名反清人士顧炎武、歸莊、龔賢、鄒典、邢昉等過從甚密；還曾面見了父親韓日纘的門生——降清后駐節南京的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洪承疇。凡此種種，隱隱透露出函可再入南京“自當另有所圖的內情”。當時江寧提督巴山是滿洲鑲黃旗人，與洪承疇早有嫌隙，陰欲羅致其罪名而排擠之。函可的上述活動自然引起巴山耳目的注意。

　　五月，清兵攻陷南京，恣意殺戮，金陵城一片血雨腥風。“朝士薦紳多閉戶不出。函可獨服縞練衣，持拄杖痛哭其門，大呼‘志不可降，時不可失’，聞而感激殉節者十數人，函可咸作為詩歌以吊”，將“親見諸死事臣，記為私史”。這部私史，就是《再變記》，《再變記》只是手稿，未及刊刻即被清兵搜出，今已不存。

　　清順治四年（1647）秋，函可啟程返粵，從聚寶門出南京城，“行李過城門，守者檢篋笥有弘光帝答阮大鋮書稿及《再變記》，乃擒送軍前。”南明弘光帝即福王朱由崧，函可夾藏了他的親筆書信，尤其讓人生疑的是，函可這次出城的護行牌文，為明朝降臣洪承疇簽發。現見有人手持其發放的證明，“私攜逆書”出城，使巴山“疑有黨徒，考掠至數百”。這就引發了入清以來的第一宗文字獄。

　　據史料記載：在酷刑之下，函可始終不松口，“但曰某一人自為。（用刑的）夾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營候鞠，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江寧緇白環睹，咸知師道者無他，爭為之含涕，而不敢發一語。”“血流沒趾，屹立如山”，讓觀者肅然起敬。

　　洪承疇身涉案中，為避嫌自保，徑將此案移送北京。順治皇帝為穩住洪氏，以“素受眷養，奉命江南，勞績可嘉”為辭而“姑從寬宥”。函可則被奉旨“拿解來京”，以《再變記》“有干我朝忌諱”為辭流放沈陽，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而成為滿清王朝文字獄的第一個受害者。

函可手跡。嚴藝超 翻拍

　　塞外流放 筆耕不輟創詩歌

　　孤寂寒苦的塞外流放生活，摧殘著函可孱弱的身軀，卻又激發起他蓬勃的詩情。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死終無恨，我生良獨艱。不因頻得句，何以破愁顏。”詩歌創作成為函可流放生活的重要內容，創建了東北地區的首個詩社“冰天詩社”。一部《千山詩集》共收錄函可生平詩作1500多首，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二年，詩歌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峰。函可從一個官宦世家的貴公子成為隱身方外的出家人，于明清易代之際，卻未敢忘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義無反顧地投身于反清保明的斗爭，在敵人的死亡威脅面前寧折不彎，風骨凜然；在艱苦的生存環境下毫不氣餒，負重前行。后人稱其“亦儒亦佛，能忠能孝”，實非虛語。

　　清順治八年（1651）辛卯三月，同門真乘自羅浮來訪，函可收到了師友的來信，始知四年前清軍在博羅屠城，韓氏幾乎闔門罹難的噩耗，悲慟不能自禁，寫下了令人動容的《得博羅信三首》，其中一首曰：

　　“長邊獨立淚潸然，點點田衣濺血鮮。半壁山河愁處盡，一家骨肉夢中圓。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岡頭斷曉煙。見說華臺云片片，殘枝猶有夜啼鵑。”

　　真是字字泣血，讀之讓人唏噓。之后，他寫下了大量的作品，哀悼在抗清斗爭中死難的親朋好友，鼓勵幸存的韓家子弟要奮發踔厲，重振家風。他在寫給侄兒阿蒙的信中說：“數年來屢得蒙手書，我每讀必歡喜合掌向天曰：我文恪公（函可父）不絕也，我車太夫人（函可母）不絕也。”

　　尤為難得的是，他寫給侄兒阿蒙的書信，竟然被博羅韓氏后人保存下來，讓我們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得窺函可書法真跡。這幾紙家書，雖然年久蠹蝕，個別文字已難辨認，但仍然可以讓我們從中窺見函可的書法造詣。正如書法家趙玄所言，這兩封信札，雖出于函可殘年之手，字里行間卻毫無衰敗之跡。通篇數百字，點畫精準細膩，結字嚴謹寬博，布局流暢自然，情感盡顯筆端，意境雄渾蒼莽的書法與傅山更接近（詳參趙玄《品讀函可大師的書法藝術》，下引同)。

　　明代晚期，城鄉商品經濟異軍突起，各種社會矛盾激烈碰撞，眾多思想流派相繼登場，以陳白沙、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更是風行，知識分子追求思想自由和個性解放成為時代風尚，書壇的風氣亦因之發生巨大變化，名家輩出。

　　函可身處時代風口，而晚明書畫界的標志性人物倪元璐、黃道周，又恰恰是韓日纘的門生，與函可有著長期密切的交往。據史載，函可祖父的墓碑即為倪元璐所書，而黃道周年輕時因追慕韓氏豐富的藏書和家教，曾在博羅韓家居住數年，更是函可的“發小”，他們之間在書法審美的取向上，無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趙玄稱譽函可的書法筆墨沉郁，惜為詩名所掩。出身于官宦士族的函可，其風格卻與在宮廷、貴族中常見的細謹華麗大相徑庭，這顯然與朝代興衰的劇烈變換，以及其人生際遇、倔強執著的性格有密切關系。趙玄稱函可書法氣格非凡，無柔媚、甜膩、造作之弊，實為動人心魄之杰作，指出“僅就書法而言，自然流露的作品不一定是杰作，但杰作一定是自然流露的產物。”函可的作品正是如此，他在書寫中不經意地注入了豐厚的文化素養和深刻的人生體驗，從而獲得了穿越時空的人格魅力和欣賞價值。

　　（吳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