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蘇東坡遭到從政的第二次重擊，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身處逆境的蘇東坡，雖然不得簽書公事（不能參與政務），但他仍然有一顆惠民之心，在寓惠的兩年零八個月里，做了很多惠及惠州人民的事情。如倡建東新橋、監建西新橋，推廣秧馬、水碓，獻策解決廣州自來水，收葬暴骨，施藥造屋等民生工程，讓惠州的“惠”字又增加了一層新的含義。

　　壹

　　蘇東坡寓惠第一站：惠州合江樓

　　惠州安置的處境艱難。蘇東坡寓居惠州，跟他在黃州一樣任的是無職無權的散官。宋代的散官共有十等，常授的主要是團練副使、節度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州別駕四種。蘇東坡授的節度副使和團練副使還是散官的第一等，是從八品。前往安置地途中可以派使臣護送，不必押解。到安置地后，貶官不必住在官府的廂房里，可賃屋而居，也可自建房屋。這個規定實際上是不讓貶官安居。蘇東坡初到惠州時，知州詹范出于對蘇東坡的尊重和私誼，安排他暫住合江樓，這是三司使行衙的駐地，有人便反對這個違規行為。不久，蘇東坡不得已寄居到偏僻破敗的嘉祐寺。被安置者作為散官，經濟收入和相應的福利名義上減半，實際上被削減得幾乎難以養家。蘇東坡被貶黃州時已是“廩入既絕”。東坡之名就是不得不在東坡耕種荒地而來。

　　在惠州，蘇東坡過的也是窮日子，以至于沒錢買羊肉，所以才有了買羊骨“烤羊蝎子”的故事。“所在州常切檢察，無令出城及致走失，仍每季具姓名申尚書省”。安置者被指定了地區居住，雖然有較大的行動自由，但是被監視著。所以說，散官就只是個榮譽稱號。好在散官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寄情于秀美山川，可以與友人喝酒吟詩作文，著述修煉，也可以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已是二次被貶的蘇東坡已經59歲了，他完全可以徹底“躺平”，就此消沉下去，其政敵也希望他如此。但命運和生活并沒有壓垮蘇東坡，無職無權的蘇東坡利用自己的學識、威望、見解，通過建議、倡議、募捐等方式，做成了實權官員不一定能辦到的事。

　　貳

　　倡建東新橋、監建西新橋，造福一方百姓

　　倡建東新橋、監建西新橋。近千年前，西枝江和東江的交匯口以西是惠州州城，以東是歸善縣城。州、縣兩城隔江相望，東新橋就在“二江合處”。蘇東坡了解到東新浮橋已毀壞，交通困難，用小船渡江又經常淹死人，便希望能為惠州百姓建起一座穩固的浮橋。

　　古代修橋可不像現代，是政府全額出資修建，“金橋銀路”則是背后利益的計算。在古代募資修橋是常態。官員、地方鄉紳、商人、民眾是一個募資大群體。僧侶和道人也是另一大主力。官員來主推和捐薪是出于所轄地區人民的切實需求和良好的政績官聲，士紳商人也希望捐修完后得實利，并憑“橋梁志”流芳百世。

　　在東新橋的修建中，蘇東坡很謹慎，避免了不必要的“僭越”。他巧妙地借用了兩個人的力量：一個是道士鄧守安，一個是官員程正輔。

　　羅浮山沖虛觀道士鄧守安，是蘇東坡新相識的道友，這個道士“廣、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蘇東坡在宋紹圣元年九月底抵惠游訪羅浮山時才相識，作為同道中人，他倆一見如故。宋紹圣二年（1095年）三月，廣南東路提刑（省級高官）程正輔第一次巡視惠州時，在送程正輔到博羅的那天晚上，鄧守安便來面謁程正輔，程、蘇、鄧三人開始商議起募建東新橋一事。程正輔是蘇東坡的表哥和姐夫，在惠州程蘇二人才剛剛冰釋幾十年的前嫌。又過了一個多月，宋紹圣二年（1095年）五月，蘇東坡就致信程正輔“老兄留意竹浮橋，公私蒙利……若蒙支與，則鄧道士者可以力募緣成之矣”；然后東坡邀請鄧守安來惠住了兩個月，集思廣益，商議募資建東新橋事，擬定切實可行的建橋方案。確實，鄧道士是修橋明面上最合適的主持者；同月，蘇東坡又致信程正輔“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監糞土錢用修橋……此橋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修橋需錢“八九百千”，同月第三次致信請程正輔“示諭修橋事”。六月，再次致信程正輔“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動員程正輔出面籌集經費。但蘇東坡在信中也請求程正輔要保密，以免惹上麻煩。同月，惠州推官柯常專程赴韶論橋錢事（王文浩《總案》卷三九），向提刑大人匯報建東新橋請求支持。作為高官的程正輔在背后的推動作用非常重要。這年七月后，蘇東坡又致信鄧守安“船橋尤不可緩，不知已呼得斫船人與商量未”。建橋中，蘇東坡可謂是盡心盡力。

　　西新橋，是西湖里的棲禪院僧希固倡議興建，在西村和西山之間筑堤修橋，解決西湖兩岸的往來。蘇東坡則參與監督修建。兩橋先后開工，也真夠蘇東坡操心的。宋紹圣二年（1095年）十一月，蘇東坡寫給程正輔的書信，提到“又時走湖上，觀作新橋、掩骼之事，亦有條理，皆粗慰人意”，講他經常去工地查看，發現施工現場還有條理，推進還比較滿意。東新橋建成后“以四十舟為二十舫，鐵鎖石碇，隨水漲落”；西新橋則是“為飛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兩橋各自體現出精湛的施工工藝。

　　兩橋和堤湖的興建，蘇東坡出力之余，雖無錢可捐，卻將皇帝賞賜的金腰帶也捐出。他更是動員了遠在江西的弟媳一起將皇帝所賜黃金也拿出來捐建。“不云二子勞，嘆我捐腰犀。”“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歷時一年，宋紹圣三年（1096年）的六月，兩橋同時建成，民眾往來更安全便利。惠州全城百姓同慶，“父老喜云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蘇東坡受邀為兩橋題詩《兩橋詩（并引）》，蘇東坡詳細記錄了修建兩橋的來龍去脈、材料、工藝，并叮囑要“常當修未壞，勿使后噬臍”，希望“后來勿忘今”。

　　叁

　　關注農業生產，推廣秧馬、水碓等

　　農耕時代，生產技術的推廣一定程度上靠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地方官員來推動。水稻插秧時，農夫彎腰弓背很難受。蘇東坡在武昌時，就見過秧馬，“見農夫皆騎秧馬”（蘇軾《秧馬歌（并引）》），農民可以坐在上面插秧，效率更高。秧馬是那個時代先進的農業器具。在赴惠州的途中，遇到退休的官員曾安止，蘇東坡作了《秧馬歌》附在曾安止關于農器的《禾譜》之后。宋紹圣二年（1095年）三月，程正輔回廣州，東坡追餞至博羅縣，見博羅縣令林抃“勤民恤農”，于是“仆出此歌以示之”，正式介紹推廣了秧馬。又囑博羅縣令林抃利用水力作碓磨米面以便僧俗，后來林抃“躬率田者制作閱試”親自調試實施。蘇東坡在《題秧馬歌后三首》專門記載了此事，與林抃的書信也有兩次提及秧馬和水碓。

　　宋紹圣二年（1095年）四月，來惠州面謁蘇東坡的衢州進士梁琯要回浙江了，東坡“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蘇軾《題秧馬歌后三首》），將《秧馬歌》口授并付之，希望他帶回去“因以教陽羨兒子”，在長子蘇邁的陽羨（今宜興）那里“傳之吳人”。

　　宋紹圣三年（1096年）五月，翟東玉赴龍川任縣令，過惠州謁蘇軾，求秧馬圖式，東坡為之作跋，贊其“志之在民”凡此種種，蘇東坡以一己之力推動了秧馬的廣泛傳播。

　　農業社會中糧食產量和米價高低的矛盾是常態。宋紹圣二年（1095年）八月，惠州糧食豐收，米價大跌。而官府出于減輕漕運壓力，收田稅要錢不要米，造成嶺南錢荒，農民要多賣糧才能納夠稅。東坡在去信程正輔時反映惠州“米賤已傷農”，說上頭有文件本來要求“豐則約米，歉則約錢”“謹按《編敕》，支移折變，令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規定“依在市見賣實直”，準許“任從民便，納錢納米”。否則“則有積弊之憂，若以積滯之故……嶺南之大患也”。

　　但是，惠州這里卻不是這樣的，盡管太守詹范已經“申轉運司乞指”，“然亦未依得今來赦敕”也沒有用。東坡給程正輔提出建議“請兄與傅、蕭二公面議，共行下一文字”，要程正輔跟另外兩位“省領導”面談，再下個文件。這可是實實在在的惠農，對基層百姓生存的關心，幾乎就是蘇東坡的自覺追求。

　　肆

　　獻策解決廣州自來飲水工程

　　曾任戶部尚書的王古（字敏仲），紹圣年間也遭貶廣州。宋紹圣三年（1096年）十月，東坡去信王古，說羅浮山道士鄧守安曾經跟自己講起“廣州一城人，好飲咸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那時，廣州普通人吃咸苦水，只有官員和有錢人才能飲得好水。“惟蒲澗山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蘇東坡倡議“于巖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涂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在書信里，他還詳細介紹了接水、分引、散流、巡覷、修葺、經營、維護的方法甚至竹子從哪里來的途徑。東坡還推薦鄧守安“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給王古，說“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讓鄧守安做技術顧問。其實在宋時，眉山周邊的山區縣就是用楠竹從山上將泉水接到水缸，叫“撿水”。這樣一來，便將四川先進的引水工程傳入了嶺南。這可能是嶺外地區最早的自來水工程了吧。王古也是好官，這項工作很快啟動。十二月，東坡又去信王古講“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的檢修維護方法，我們由此可判知，工程已建成。自此，廣州“一城貧富同飲甘涼”，蘇東坡人在惠州，卻惠及影響了廣州百姓。

　　至于另外的蓄藥治瘴，設立病院，修建營房等舉措，也都是他通過寫信建議促成。

　　蘇東坡在朝堂上做官“一肚子不合時宜”，在鄉野為民又“閑不住，不安分”。“不合時宜”是對天下大勢的關注，“閑不住不安分”是對現實生活的參與。進則廟堂，退則江湖。其恩師歐陽修的為官箴言“不問吏才能否,施設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深深影響著蘇東坡。在惠州，蘇東坡為民想做事，能做事，也做成了事。他的政治智慧和惠民情懷，仍值得今人學習。

　　作者簡介

　　鄧敏：四川省眉山日報社黨組書記、社長、總編輯，蘇東坡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