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榮光（1793-1860），字祥河，號珠船，晚稱“黃花老人”，博羅人。附貢生韓容之孫，父諱益令，操行高古，為邑中名諸生。有著這樣的家庭背景，韓榮光自幼即受到嚴格而又良好的啟蒙教育。尤其是在他所愛好的詩畫方面，更是深受其叔祖韓校的悉心栽培。據(jù)民國《博羅縣志》介紹：韓校，字學莊，擅詩畫，“其畫蒼潤，出入于北苑南宮間，隨意所到，無不入妙。詩亦自饒?zhí)烊ぃ�有念載江南作畫癡之句。”有淺絳《山水圖軸》存世，為廣東省博物館收藏（見朱萬章《惠陽鑒畫印記》）。嘉慶十一年（1806），博邑風雅之士修禊于金湖，白發(fā)皤然的韓校攜年僅十四歲的韓榮光欣然赴會，作《金湖修禊圖》以記其盛，而韓榮光亦鶯啼初試，即席“賦詩，驚一座”，人目為“神童”。年未冠即補諸生，二十歲拔貢，次年，即嘉慶十九年（1814）朝考一等，被欽點為吏部七品小京官。道光八年（1828），在北京參加順天府鄉(xiāng)試，中式第128名，成為正途出身的舉人，擢為郎中。道光十四年（1834），韓榮光升福建道監(jiān)察御史，轉掌四川道監(jiān)察御史，署刑科給事中。

韓榮光行書軸，藏于廣東省博物館。

　　據(jù)史志稱：韓榮光為言官，絕干謁，拒賄贈，非公事不私見上司，嘗奉命稽查裕豐倉，巡視東城、南城，“刑獄一清，案無留牘”。任御史兩年，共上章三十余次，如惠州之盜骸勒贖、肇慶之改建稅廠等，“凡有關民瘼者，悉以入告，粵民賴之”。為同僚所稱道，以為其“論薦疏則侃侃，折堂議、論關津，則言害不言利”，其風骨可想見。至其平日，則謙謙君子，儒雅恭謹。當是時，都中能為文者甚眾，“而負詩、書、畫三絕名，則惟榮光”。

　　進入道光朝之后，清朝已漸露老大帝國昏聵顢頇的本相，官場上下無不彌漫著享樂茍安、貪污受賄的腐敗氣息。也許是敏感到了這一氣息的不祥和官場風波的險惡，韓榮光四十歲即舍棄看似光明的仕途，以侍養(yǎng)雙親為由，辭官歸故里。離京時，同僚好友紛紛賦詩送別。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有《送韓珠船侍御歸粵》一詩：“萬柳毿毿送繡衣，望云南去戀重幃。廿年夢觸林烏哺，三月春隨海燕歸。難得采蘭馨膳樂，不妨焚草諫書稀。天涯別有傷心客，隴樹迷離鳥倦飛。”他為韓榮光的壯志未酬而深感遺憾。戶部右侍郎程恩澤也有一首《送韓珠船侍御歸覲》詩：“博羅韓侯冰玉姿，工詩善繪能文詞。炯如秋隼立太華，骨瘦氣俊神嵚嵜。白馬上章動帝咨，神羊識字逢清時。”真情地贊譽韓榮光的風骨節(jié)概和詩書才華。韓榮光的摯友，清代著名古文家梅曾亮，則作序為他送行。序中說：“吾友韓珠船，胸臆高遠，當官有聲。”對韓榮光急流勇退而深感惋惜之意見于言外。

　　離開官場后的韓榮光，在博羅縣城“臥黃花小圃中，容膝可安”，自署為“黃花老人”。他平日不入官府，有一次，邑中某富商因觸犯禁煙法令而入獄，他得知知府雅重韓榮光，只要韓說一句話就能讓知府放人，愿意獻上重金作為壽禮以換取韓榮光為之說情，韓榮光聞而一笑說：“知府聽我言，重我也，我奈何不自重？”人格之高尚，令人肅然起敬。正如他在《學耕堂記》中所說：“士處今日，忤世固不可，忘世亦弗忍。”他其實并沒有完全隱退江湖，而是以教書育人服務大眾，回報社會。他曾先后主講龍溪書院和登峰書院長達二十余年，栽培后進，育人無數(shù)。民國《東莞縣志》稱“邑中善詩者多出其門”。東莞的何仁山、博羅的韓夢琦、歸善的陳壽祺等，均為其高足。余暇則潛心筆墨詩畫，“澹然有以自樂”。時或興之所至，月夜放船龍溪踐友朋門生雞黍之約，一杯在手，“談詩恒漏三四下不倦，可謂樂甚”。榮光在《惠州府志》《嶺南畫征略》《國朝御史題名》皆有傳。

韓榮光畫作。本組圖片嚴藝超 翻拍

　　韓榮光精鑒賞，富收藏，在任官京城時他曾廣為搜購了許多宋元名家的書畫，如東坡的《風竹》、董源的《北苑夏日圖》等等，均為世所罕見。尤值一提的是，他所購藏的相傳為唐代歐陽詢摹寫入石的《定武蘭亭》，還被后人命名為“韓珠船本”。這些名貴的字畫，被韓榮光帶回博羅縣城，構“坡竹齋”珍藏之，時而將其懸之素壁，詳觀細品，不斷地從先賢的作品中汲取精神營養(yǎng)，豐富自己的文化內涵。

　　人論榮光詩宗晚唐，“沉雄至樸”，“瀏亮綿麗”（何仁山《黃花集序》），至其晚年，遭逢世亂，“其間感事書憤，托物起興，杜老憂時之什，半多變征之音，然風格魄力不少衰。”（何仁山《黃花二集序》）著有《黃花初集》和《黃花二集》兩集共十二卷行世。集中有詩言其作詩寫畫的長期實踐感悟到的心得：

　　從來評畫家，有筆兼有墨。學畫十五年，妙理無所得。一朝仿草書，帖展懷素跡。忽然大徹悟，胸中若冰釋。書畫本同源，此語確不易。運腕錐畫沙，紙背透筆力。濃淡本天成，淋漓出胸臆。

　　東莞舉人何仁山先后為二集作序，序中說：“夫子之詩，其即為夫子之畫乎。”“詩所未及者，畫之；畫不能及者，詩之。”“詩也，畫也，一而已矣。”韓榮光亦擅聯(lián)，羅浮山華首臺嘗懸一聯(lián)：“百尺泉濺洗衲石，萬株松鎖雨花臺。”即為韓榮光所撰書。

　　根據(jù)何仁山的憶述，韓榮光論畫，主張“貴以格勝，而蒼潤兼之”，其本人繪畫兼師米芾的墨法和董源的筆法，正是體現(xiàn)了這一主張。近人陳融《讀嶺南人詩絕句》有論及此，稱其“筆師北苑墨南宮，畫澈書源冰在胸”，道其實也。何仁山也每多稱贊韓榮光畫作“筆墨蒼潤，直入古人堂奧”“墨痕之化，著紙欲濕”（語見何仁山《韓珠船師畫跋》）。他同時還進一步指出，韓榮光這種書畫風貌和審美旨趣的形成，與他自幼成長的生活環(huán)境密切相關，他說：“夫子家羅浮之陽，羅浮，洞天也，其間風雨離合，煙云出沒萬狀，大而層巒疊嶂、修林奔泉，小而琪草靈藥、彩禽仙蝶，無所不有，此天地之畫本也。”從他傳世的《世亭話舊圖》（見載《廣東名畫家選集》）來看，也確乎如此。

　　詩畫之外，韓榮光的書法也足稱名家。陳壽祺是他的外甥兼學生，二人相知甚深，他對舅父韓榮光書畫的評價是“畫擅董巨工，書得鐘王意”（《哭舅氏韓珠船先生》之六），從他現(xiàn)存的作品來看，此言并非無據(jù)。麥華三在《嶺南書法叢譚》中評論韓榮光書法時則說：“博羅韓珠船書法出入南宮、北海之間，其書中線最佳，昂藏挺拔，筆意索拂。嘗見其跋所藏蘭亭，及跋蘇古儕離騷經冊，均有筆歌墨舞之妙。又見其‘樓臺金碧將軍畫；水木清華仆射詩’一聯(lián)，亦稱佳作。”近人張友仁則以為榮光書“初學董思翁，繼學米，后學顏。以董出于米，米出于顏也”，這自然是就其書法的淵源而言。至于個人的風格，他所追求的是“濃淡本天成，淋漓出胸臆”。作為科舉出身的文人，雖然作書只是余事，時代的審美情趣以及個人的學養(yǎng)氣度，難免要在字里行間不經意地流露出來。陳棠溪說他“書兼冰雪清”，陳永正以“用筆峻利，自有一股雅秀高逸之氣”評其書作，都道出他的緊要處。只是，愚以為，藝術所最需要的個性的張揚，在韓榮光的作品中每每稍欠力度。

　　這也許是時代使然。康乾之世，“閣帖”盛行于廣東，片面追求所謂“烏、光、方”的僵化書風，消蝕著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致令嶺南帖學到了道咸年間便日漸衰微。“粵風從不趨甜熱，何物烏光方困之？”（李蟠《嶺南書風》）碑學由是破壁而興。如南海的吳榮光，“蘭亭取勢錄波磔，金石淵淵入晚年”，是化碑入帖的先導；咸豐九年探花、順德李文田則倡學北碑，運碑入帖，緊隨李氏之后為開創(chuàng)嶺南碑學推波助瀾的，又有海南的潘存和惠州的鄧承修。 （吳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