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臘月十九日是東坡誕辰紀念日，各地紛紛舉辦壽蘇會，惠州亦然。987年來，他魅力不減，成為“頂流男神”。

　　公元1083年，宋元豐六年，蘇軾的摯友、因受“烏臺詩案”牽連而貶謫嶺南的王鞏，終得北歸，與蘇軾相會，命侍妾柔奴為蘇軾唱歌勸酒。蘇軾問及嶺南之艱苦，柔奴答：“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大為感動，作詞《定風波》以贊。

　　“此心安處是吾鄉”，一語成讖。十多年后，在五十九歲那年夏天，蘇軾以“譏訕先朝”罪名被充“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奔赴蠻荒，親眷散落，幸有比肩柔奴的佳人王朝云萬里追隨。在普通人看來悲愁不堪的人生際遇，蘇軾憑借其一以貫之的浩然之氣，在逆境中練就的超然之觀，書寫了一段饒有意趣的文化之旅。

　　好友黃庭堅說他“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蘇軾兩年八個月的惠州歲月，悠然自得。

（一）

　　惠州是蘇軾跌宕起伏之生命旅程的重要一站。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宋紹圣元年（1094）十月，蘇軾在《到惠州謝表》寫道。

　　當年九月初，蘇軾攜幼子蘇過、侍妾王朝云赴惠州，越大庾嶺，舟行至清遠縣，遇見一名顧姓秀才，聞其介紹惠州風物之美。

蘇東坡雕像。惠州東江圖片社

　　惠州之行，蘇軾一開始是忐忑不安的，畢竟惠州當時還是聞者生畏的“瘴癘之鄉”。聽顧秀才之談，蘇軾喜而賦詩，謂“此邦宜住玉堂仙”。他開始向往惠州的桂花和荔枝，也迫不及待地“便向羅浮覓稚川”。

　　蘇軾對葛洪和羅浮山仰慕已久，發出“東坡之師抱樸老”之慨，自然山水的雅好，催促他一償羅浮游夙愿。蘇軾兩日一夜羅浮山之游，雖時間倉促，但他作了多篇詩文，盛贊羅浮“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

　　當年十月二日，蘇軾抵達惠州城，吏民爭相噓寒問暖，父老相攜出迎，風土食物不惡，這樣的情景，仿佛曾在夢中出現。

　　蘇軾對惠州初始觀感頗為不錯，在寒冷的冬天看到生機盎然的春天，“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在蘇軾眼中，惠州雖地處嶺表，卻風景獨好，生機一片。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蘇軾寓惠兩年八個月，兩居合江樓和嘉祐寺，后在白鶴峰構筑新居以作終老，不斷遷徙，備受折騰，一如他大半生來的宦海沉浮、顛沛流離。

　　患難與共的王朝云，更是不幸病逝惠州，天人永隔，給蘇軾沉重的打擊，借月詠懷，寫出“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西江月》）的痛苦悲哀。

　　這種苦難非常人能忍受，蘇軾在逆境中卻表現得曠達灑脫、隨遇而安。羊蝎子、谷董羹、玉糝羹、煨芋頭等美食，他嘗了一遍；親近自然、賞玩山水，成為他排遣胸中憂憤、尋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徑。

古惠州府模型。惠州日報記者張藝明 肖泓攝

　　他繼續篤定地認為，“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不分等級、賢愚與地域，雜處漁樵，愛民如子。

　　山水秀邃、民風淳樸、物產豐饒的惠州，以最大的寬容和魅力讓蘇軾折腰。

　　北宋紹圣四年（1097）二月，春和景明，蘇軾自嘉祐寺遷入白鶴峰新居。他在山上開圃種菜藥，鑿井分甘鄰里，遐矚千里江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

　　然而，好景不長，數月后，蘇軾再貶海南，不得不倉促乘船離惠，赴海南貶所，繼續他的奇絕之旅。

（二）

　　詩人不幸惠州幸。東坡寓惠，改變了這座城，成為影響東江流域文化進程和格調的文化事件，被視為韓愈刺潮后，嶺南又一件文化大事。

　　何以至此？寓惠期間的蘇軾，游山賦詩飲酒以自娛，但興學行仁、濟人利物之心，隨所寓而行之。

　　蘇軾看到，惠州西湖平湖門到西山之間湖面，廣袤十里，原有一座豐樂木橋，但木料容易腐爛，屢修屢壞，常有群眾過橋墜湖。同樣的情況出現在東江與西枝江的匯合處，小橋多毀壞，以小舟為渡，百姓往來不便，人隕沙泥。

　　宋紹圣二年（1095）冬天，蘇軾與羅浮道士鄧守安始筑東新浮橋，以四十舟為二十舫，鐵鎖石碇，隨水漲落；又與棲禪院僧希固筑西湖西新長橋，為飛樓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當工程面臨資金短缺時，蘇軾將其最值錢的東西——皇帝賞賜的犀帶捐出。翌年六月，東、西兩橋完工，蘇軾與百姓共同慶祝，寫詩曰“父老喜云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

　　西新橋以“堅完宏偉，觀者咨嘆”的氣勢雄踞惠州西湖六橋的第一橋。它所在的蘇堤，攜帶著東坡靈氣躋身惠州西湖風景名勝之一——蘇堤玩月。

　　“兩橋一堤”的修建，是蘇軾在惠州功業中的閃亮點，其他如廣泛施藥、救死扶傷，掩埋無名骸骨，助力減輕賦稅，推廣水力碓磨及“秧馬”等善舉，亦是可圈可點。

　　不畏權威，不計得失，寧遭貶謫，幾乎致死，亦要秉持一顆經世濟民的熱心，這是蘇軾的人格光輝之處。

　　蘇軾以孔孟“浩然之氣”立身，一生秉持家國情懷和民本情結，又有道家的超越精神，兼濟佛家的圓融境界，如他在《思無邪齋銘》說，“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文章憎命達，蘇軾的文學成就在艱難困苦中玉成。

　　蘇軾妙筆生花，不吝才情吟唱惠州西湖，將豐湖月夜美景媲美杭州西湖；王朝云病逝后，蘇軾更是創作《悼朝云》《朝云墓志銘》《殢人嬌》等作品，有“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后緣”之句，情深至極，令人動容，亦為后世傳頌“東坡與朝云”的故事留下凄美的注腳。其《食荔枝》詩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更是成為嶺南千年不易的廣告詞。

　　蘇軾說：“唯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在惠州，蘇軾把他自己對人生經歷的思考、對于社會民生的關注寫進了詩文之中。有研究指出，蘇軾在惠州共寫下詩詞、雜文587篇，數量僅次于他在黃州的750多篇。

　　這是一次人與城的雙向奔赴。惠州提升了蘇軾作為學者、文學家、思想家的成色，同時，蘇軾也遠揚了“嶺南名郡”惠州的美名。

（三）

　　現代史學家陳寅恪有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蘇軾便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集大成者。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亦稱，蘇軾在哲學、史學、政治、文藝等領域所取得的成績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均不能獨領風騷，若就整體成就而論，像蘇軾這樣的“全才”恐怕是極少見的，其人生內涵的豐富性幾乎無與倫比。

　　蘇軾自謂“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寓惠期間不斷唱和陶詩，“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借淵明之酒杯，澆自我之塊壘，時刻保持“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的人間清醒。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公元1101年夏天，即將走完生命歷程時，蘇軾以自嘲的口吻將黃州、惠州、儋州相提并論，向世人說其功業不在廟堂之上，而是在江湖之遠。

　　蘇軾一家離開惠州后，“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東江之畔的白鶴峰新居變成東坡祠。

　　清代歸善知縣蔡夢麟在《重修東坡祠記》中說蘇軾“寓惠三年，善政善教，百代咸觀法焉”。蘇軾已經成為后來官員的鏡子，提醒他們省身自問，民本為懷，超然物外。

東坡祠景區舉行慶元旦活動。惠州日報記者龔妍 譚琳 通訊員黃靜 攝

　　歷代惠州人，將東坡祠變為舉行各類文化娛樂活動的公共平臺，每年四時游賞，如元宵觀燈、清明踏青、重陽登高等，這里都是首選之地。

　　人們游歷白鶴峰，拜謁東坡祠，感受“千古鶴峰尊”的浩然之氣。

　　早在寓惠之前，蘇軾受邀寫《潮州韓文公廟碑》，稱浩然之氣“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其“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他一生踐行的是人格的獨立、精神的獨立，憑借浩然正氣超然屹立于任何境遇中。

　　所謂“韓潮”“蘇海”，韓愈刺潮，贏得江山盡姓韓；蘇軾寓惠，浩然之氣立千年。在為韓愈禮贊后，蘇軾也成為了一座令后人“仰之彌高，鉆之彌深”的文化高峰。

　　不同的是，韓愈給人一種傳統士大夫的嚴肅威嚴，蘇軾卻有著有趣的靈魂，活生生的，就像從未離開過，正應了那句——“此心安處是吾鄉。”

　　惠州日報記者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