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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府衙遺址出土清代珍貴碑刻

野吏亭憶雪樓一碑兩記

　　惠州中山公園（惠州府城遺址公園）內的惠州府衙遺址展示館近日開館，這是在公園升級改造過程中考古發掘的500平方米遺址上建成的，是省內將考古遺址與展覽館相結合的遺址創新活化利用案例之一。

　　惠州千年府衙，掀開歷史一角，隋代梌井、隋唐瓦當、宋代東平窯陶瓷、明代白馬窯瓷器以及“府城磚”“歸善”等銘文城磚都一一出土，展示惠州悠久歷史和文化積淀。記者留意到，此次出土文物中，有一塊刻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東坡先生野吏亭記”碑，碑刻背面為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陳恭尹為惠州知府王煐撰并書的《憶雪樓記》（殘），一碑兩記為梌山增添歷史見證物。

碑刻背面為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陳恭尹為惠州知府王煐撰并書的《憶雪樓記》（殘）。

　　宋代陳堯佐建野吏亭，蘇東坡作記

　　這塊碑刻發現于中山公園東側，墨石質地，通高81厘米、寬47厘米。碑文右側題“東坡先生野吏亭記”，附蘇東坡《野吏亭記》正文，共10行，隸書。左側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惠州知府顧聲雷所作跋，共12行，楷書。碑刻背面為康熙二十九年（1690）陳恭尹為惠州知府王煐撰并書的《憶雪樓記》（殘），共21行，隸書。

　　根據碑刻時間，陳恭尹《憶雪樓記》比顧聲雷作跋時間早98年。換言之，顧聲雷重刻蘇東坡《野吏亭記》時，使用陳恭尹《憶雪樓記》碑背面空間，形成了一碑兩記。

　　歷史上，憶雪樓在惠州府衙東側，恰巧野吏亭也在梌山東北隅，一碑兩記，表面上是石碑的最大化利用，背后展現了此地文物之盛、古建之多。

　　北宋咸平二年（999），四川閬中人陳堯佐從潮州通判位置上移典惠州（時為禎州），建野吏亭于梌山東北隅。“宋陳文惠公堯佐，以太常丞出守惠州，作亭于署之東偏，榜曰野吏，公余登亭憑眺，以寄愴懷。”（吳騫《野吏亭記》）后來，陳堯佐執宰朝政，“時至接賓翹館，論及奇勝，必以惠州野吏亭為稱”，并作詩云：“羅浮山下郡，樓閣枕滄溟。誰得閑中意，清風野吏亭。”可見，陳堯佐對惠州野吏亭情有獨鐘。

　　宋至和元年（1054），惠州太守黃仲通修葺野吏亭，將陳堯佐所賦五言詩三首并他所作之序、五言詩一首勒石，為“惠州野吏亭詩”碑，亦稱“黃碑”。

中山公園（惠州府城遺址公園）內的惠州府衙遺址展示館內景。

　　稍后，北宋紹圣三年（1096），惠州太守方子容重修此亭，時蘇東坡寓居惠州。受方子容之請，蘇東坡作《野吏亭記》：“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于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圮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紹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相傳蘇東坡并榜書亭名，后人稱為“蘇榜”，與黃碑齊名，清代惠州詩人江逢辰有詩云“黃碑蘇榜動流連”。

　　陳堯佐任惠州太守時居住在府衙東側的太守東堂內。陳堯佐逝世后謚“文惠”，惠人思其德政，于居所立像奉祀，故堂名文惠，亦稱丞相祠堂。堂下庭院有荔枝一棵，為名優品種，為陳堯佐手植，人稱“將軍樹”。就在這棵“將軍樹”下，蘇東坡吟出《食荔枝》二首，“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成為千古佳句。

　　南宋慶元二年（1196），惠州重建西新橋，惠州通判許騫撰寫《惠州重修西新橋記》，并勒于黃仲通“惠州野吏亭詩”碑陰，形成了一碑兩記。

　　根據民國張友仁《惠州西湖志》載，野吏亭南宋末尚存，在元明清三代或翻新或重建，其中明代一度遷至元妙觀，清乾隆年間惠州知府顧聲雷復建于梌山東南高阜，并補刻蘇東坡《野吏亭記》和自己所題跋文。

　　1936年，郡人李煦寰、李崇綱、李天爵、黃植南再度重建野吏亭，后該亭毀于抗日戰爭時期。張友仁在《惠州西湖志》稱，野吏亭“石刻頗多，黃碑為西湖金石最古者”。

　　“黃碑”在野吏亭被毀后流落西湖孤山、點翠洲等地，后收藏于惠州博物館，供觀眾觀賞懷古。

　　顧聲雷“東坡先生野吏亭記”碑則長埋地下多年，直至近兩年才被發現。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東坡先生野吏亭記”碑。

　　清知府王煐修憶雪樓，陳恭尹寫記

　　和“黃碑”一樣，“東坡先生野吏亭記”碑也是一碑兩記，另一面銘刻陳恭尹《憶雪樓記》，這與惠州歷史上一位賢能太守有關。

　　自宋至清，惠州官員無數，賢能太守亦不少，宋代陳堯佐是其中一個，清代王煐也算得上一個。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煐任惠州知府，其時惠州“干戈之息未久”，百廢待興。王煐首重教化安民，并以興學崇文、整治湖山為重要舉措。他認為“山水有助人文”“天地之鐘美山川，與鐘秀于人文，一也。故山川之氣開，然后人文之運振。”（王煐《豐湖書院記》）為此，他購地重建豐湖書院，作為惠郡十屬士子講學習誦之所，又修葺亭榭臺沼，點綴湖山，供人休閑。

　　對府衙所在地梌山的建設，王煐尤為重視，他構筑憶雪樓就是最好的例子。“憶雪樓在舊府治東”，即該樓建在惠州府衙靠東附近。府衙視事廳東北隅有一株古樹，王煐“就樹為軒，軒后為樓”，公務之余，登樓北望，遙想“燕山積雪數尺，增冰峨峨”，每每因此念及天津寶坻家中的雙親年已老邁，“然酒漿之冷暖不獲親嘗,衣被之加減不承面命,于心終為不愜。”（清陳恭尹《憶雪樓記》）王煐雖身為朝廷命官，但仍為未能親自侍奉雙親而深感內疚，故將此樓命名為憶雪樓，以寄托孝思，這其實也是以身作則闡揚孝義，以醇化一方風俗的表現。

存于惠州博物館的宋代黃仲通“惠州野吏亭詩”碑是惠州現存最古老的碑刻。 本組圖片 侯縣軍 翻拍

　　說憶雪樓自然不能不說代泛亭，該亭在梌山西岡，府治右，王煐筑，為亭如船，名曰“代泛”，全湖之勝，可坐而收。王煐《代泛亭記》寫道，“東窗之外，巨竹千挺，清風瀟然。其西，湖光如鏡，云山如畫，漁艇牧犢，堤橋塔影，交呈于前。此代泛之名所由來，非獨亭之有似于舟也。”

　　由于王煐禮賢下士，廣結善緣，當年著名的“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以及惠州本地的文化名流如龔章、葉適等，都是代泛亭和憶雪樓的座上貴客，詩酒文宴，盛于一時，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文和傳誦至今的故事。

　　通過王煐的不懈努力，惠州“比年以來，士之讀書奮起以得科名者不乏其人。而遠近賓朋，相與扁舟湖上，一唱一酬，篇什流傳頗極一時之盛。”（王煐《豐湖書院記》）

　　陳恭尹《憶雪樓記》就是這個背景下的作品。在這篇記中，陳恭尹除了記述憶雪樓建樓始末，還在文后特地交代，“樓在陳文惠野吏亭西，百步而近。野吏者，文惠所自名，蘇長公為之記，以為孔子所謂先進者。”

　　有文史研究者在展示館看到這塊出土碑刻時稱，一塊清代碑刻，一碑兩記，相得益彰，其背后的歷史巧妙地串聯在一起，讓人稱奇。

　　記者從市文廣旅體局了解到，中山公園（惠州府城遺址公園）升級改造工程還在進行中，后續將復原太守東堂、野吏亭等與新時代弘揚德政思想相契合的建筑，深度擦亮惠州府城文化品牌。

　　清代“東坡先生野吏亭記”碑的出土，是繼宋代“黃碑”后，野吏亭的又一歷史建筑，彌足珍貴，不失為珍貴文物。

　　(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