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中國道教的發源地之一，蘇東坡家鄉四川眉山，距道教名山峨眉山不遠，在古代，那里的民間信仰和傳統習俗大多與道教有關，當地居民深受道家思想的熏染和道教規儀的影響。東坡亦不例外，他八歲時，即隨眉山天慶觀著名道士張易簡讀書，受業三年，喜誦老莊，對莊子所描述的物我兩忘的逍遙境界尤為神往，直至幾十年后他寓居惠州時，仍追憶說：“軾齠齔好道，本不欲婚宦”，無奈“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與劉宜翁書》）特別是當他在政治上屢遭打壓和迫害以致于垂老投荒，寓居惠州的時候，正所謂“士君子不得志于兼濟，當堅貞以全吾形，保其馀年”，慕道之心隨即復萌，道家思想成為他暮年在逆境中應對各種挑戰的精神利器，而七百年前棲隱羅浮避世修道、養生卻老的葛洪，更被他引為前生知己和學習榜樣，他在寓惠詩文中稱羅浮是稚川的“仙界”（《和陶桃花源并引》），多次表露了“欲從稚川隱羅浮”（《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的愿望。
蘇東坡寓居惠州游覽羅浮山。 繪圖 惠州日報社AI媒體應用智能實驗室
這就不難理解，東坡在南遷途中，會寫出“便向羅浮覓稚川”（《舟行至清遠縣》）的詩句；會在未至惠州城之前，就先入羅浮山尋訪當年葛洪南庵故址沖虛觀，謁拜葛洪丹灶，在葛洪居住地遺履軒飲酒賦詩，宣稱“東坡之師抱樸老，真契久已交前生”。尤值一提的是，東坡這一次匆忙的羅浮一日游，作有文六篇、詩一首，其中竟有三文一詩言及葛洪。很顯然，實地尋找葛洪的歷史遺蹤，向葛洪致以敬慕之意，是他此次入山游訪的重要目的。
東坡剛到惠州城，州守詹范待以厚禮，使其暫居三司行衙合江樓。16天后，東坡即奉有司之命移居歸善縣郊野的老破小嘉祐寺僧舍，正式開始了他在惠州的寓居生活。社會身份的迅速逆轉和生活環境的急劇變化，對他所造成的心理沖擊無疑是強烈的。他感嘆說：“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事不能兩立》）他意識到在政治上真的是“名位破敗”（《龍虎鉛汞說》）了，因此像葛洪那樣在羅浮山下棲隱避世、燒丹養煉的心愿，也就終于可以實現了。他在《跋嵇夜叔養生論后》說：“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馀生，而后學道，雖為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他還寫信向道友劉誼發出邀請說：“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嶁令，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游，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與劉宜翁書》）在寓惠的九百多天里，東坡詩文不時直接或間接地言及葛洪，表現出一股濃郁難化的葛洪情結。
這一情結，在他的《和陶讀山海經》十三首中得到充分體現。就在這組和陶詩中，東坡尚友古人，引晉代名賢葛洪和陶潛為人生知己，不無自豪地說“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和陶讀山海經》其一）同時他又說：“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和陶讀山海經》其十三）在東坡看來，“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和陶讀山海經》其二）盡管道家主張獨善其身，但東坡認為葛洪并不總是消極避世，仍有著“欲使蟪蛄流，知有龜鶴年”的濟世情懷，說明他的仁民愛物之心，與儒家的先賢們并無兩樣，與東坡兼濟天下的思想主體是大體相通的。作為北宋時期文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東坡志在經世卻不獨尊儒術，傾心佛老而非真隱淪，正如法國《世界報》在蘇軾當選為世界“千年英雄”時所作的評論那樣：“生活在中國北宋時期的蘇軾，力圖將佛家的出世、道家的養生和儒家的入世調和起來，從釋道儒三者的會通合流中尋求精神自由。”（轉引自《人民日報》2000年12月8日評論員文章）
就說養生，無論是儒家的“仁者壽”，還是佛家的“一念放下，萬般自在”，道家的“心無煩惱，道自開啟”，都是強調養生首在養心，養心是養生的不二法門和最高境界。對此，東坡的體悟甚是圓融通透。他初到惠州，便名書齋為“思無邪”，決意“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當他被安排住進“何異于圄囹”（蘇過《松風亭詞》）的嘉祐寺僧舍時，便謂“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記游松風亭》）當他得知大赦獨不赦元祐黨人，“已絕北歸之望”時，又說“心甚安之，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與程正輔書》）“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筑室，作惠州人矣。”（《與王鞏書》）面對逆境，老先生并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自憐自艾，而是泰然處之，真正做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莊子《逍遙游》），顯示了他內心的強大和從容。
面對惡劣的生活環境和飲食條件，東坡積極從道教重生、貴生、養生的理論和實踐中吸取營養，善自珍攝，而尤其留心于日常飲食。他飲酒以御瘴氣，而且還自己釀酒，如桂酒、真一酒、羅浮春等，自謂“內全其天，外寓于酒。”（《濁醪有妙理賦》）他飲茶以凈心濾俗，而且還在白鶴新居種茶，寫下名作《汲江煎茶》詩，“道盡烹茶之要”。“清靜”是道家所追求的修行環境，與之相呼應，“清淡”也是道家所堅持的飲食原則。葛洪在《抱樸子·內篇》稱：“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把“肥肉厚酒”視為“爛腸之食”，強調飲食要“去肥濃，節咸酸”，因為“咸則傷筋，酸則傷骨，故每學淡食”（孫思邈語）。當其痔瘡復發，百藥不效之時，羅浮道士授以淡食法，東坡欣然遵從。他在《藥誦》中記述說：“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凈勝之。”具體說來，就是“斷酒斷肉，斷鹽酢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面一味”。長期的養生實踐，使東坡對淡食原則所蘊含的老莊哲理有獨到體驗，曾闡發為之歌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
東坡在惠州所結交的朋友有不少是道家者流，如授其桂酒方和胎息法的隱者，（《桂酒頌》《龍虎鉛汞說》）教其用淡食法治療痔瘡的道士等，而其中最出名的當屬沖虛觀道士鄧守安。東坡曾屢作詩文稱贊鄧道土是“山中有道者”，說他“雖樸野，養練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濟人，深可欽愛。”他寫信向廣州知州王古力薦鄧守安主持引蒲澗水入城工程時就說：“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又作詩說“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鄧守安以出世之襟懷，做濟世之事業，只為蒼生不問名的高尚人格和獻身精神，令東坡深受感動和鼓舞，一再表示要像鄧道士那樣“閑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所謂“百毒”，就是百藥。因此他躬自開辟藥圃，栽種人參、地黃、枸杞、甘菊、薏苡等（見《小圃五詠》），又托請朋友在外地購置白茯苓、黑芝麻等藥材，以滿足自己和他人的日常所需。宋紹圣三年秋至四年春，廣惠兩地疾疫流行，“僵仆者不可勝計”（王朝云即死于此時瘴疫），東坡致書廣州知州王古，建議他擘劃一病院，收治病人。以歲入課利供之。又說“治瘴止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為致三碩（按碩同石，讀“擔”，宋代十斗為一石），得為作豉，散飲疾者”，活人無數。同時，他還通過王古的關系，為本州醫生林忠彥爭取到一個由官方授予的“博士助教”名額，讓這位精通醫術，“一郡賴之”的醫生，能夠名正言順地專心為惠州百姓的公共衛生服務。（詳見《致王仲敏書》）
凡此種種，都說明東坡在惠州養生卻老，“保其馀年”，只是他寓惠生活中的“一事”而已，他平日念茲在茲的，還是“濟世利民”的儒家訓誨，在身為貶官、“不得簽署公事”的嚴格制約下，他利用個人的聲譽、人格、智慧并借助表兄程正輔時任廣東提刑的影響力，為惠州社會做了許多實事好事，比“貴儒尊道”的葛洪做得更加出色。對此，宋人費袞《梁溪漫志》有過一段頗為到位的描述：
昔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抄藥方。蓋出而與人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慎之。后人得罪遷謫者，多以此為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為廣東提刑，東坡與之中表，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灼，指使藍生同干。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現錢，坡以嶺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米各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為林令在式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為吏孱而胥橫，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干吏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人飲咸苦水及春夏疫疾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為恩怨，而坡奮然行之而不疑，其勇于為義如此。
勇于為義，奮然行之而不疑，正是東坡偉大人格的具體表現，也是千百年來他備受后人尊崇敬仰的重要原因。正如吳仕端先生在《惠州西湖藝文叢談》所說：假如東坡在謫居惠州時也以陸宣公為法，只待在嘉祐寺里頭抄方遠禍，保全自己，那么，東坡也就不成其為東坡了。 （吳定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