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魔除了“731”,還有一個“8604”
侵華日軍在惠發動細菌戰毒氣戰
9月18日,反映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簡稱“731部隊”)細菌戰罪行的電影《731》上映,引發廣泛關注。
抗日戰爭期間,侵華日軍發動罪惡的細菌戰、毒氣戰,受害人數至今無法確知。
實際上,除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日軍還組建了設在廣州的“波第8604部隊”及設在其他地方的多支細菌戰部隊,名為華南“防疫給水部”,實際上卻干著細菌戰和人體活體實驗的罪惡勾當,多次發動細菌戰、毒氣戰,給華南人民帶來難以磨滅的傷痛。
毒氣戰
小榜山戰役日軍“俯放毒氣”
根據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我的見證》一書記載,有據可查的至少有27萬名中國同胞在日軍細菌戰中遇難;自1937年開始,中國有準確記載的化學戰戰例2000多起,傷亡8萬多人,而同期日本方面的數據往往是中國方面數據的兩到三倍。
廣東省抗戰損失調研課題組編著的《廣東省抗戰時期人口傷亡與財產損失》(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則指出,“據日本1990年出版的《化學戰史》一書不完全統計,日軍曾在廣東用毒20次。實際上,日軍在廣東用毒遠不止20次,從保存不全的書刊報紙和檔案等資料得知,有40多起確有根據的日軍在廣東進行化學戰的史料。”

抗戰時期,惠州版畫家梁永泰創作的《冒著敵人的毒氣前進!》,記錄了日寇發動毒氣戰的罪行。侯縣軍翻拍
1938年10月14日,日軍入侵惠州城前,在小榜山遇到了頑強抵抗的國軍士兵。惠州名紳張友仁的自傳有記:“莫部溫旅有三十余人守小榜山新建堡壘,倭人繞登壘上,俯放毒氣,壘中兵士盡死,尸體經月不腐。”可知日軍當時使用了慘絕人寰的毒氣戰,令人發指。
1939年3月1日上海《申報》刊發署名“白韋”的新聞通訊《民族英雄的葬禮——東江抗戰殉國將士公葬禮速寫》,稱有100余名抗日將士在1938年10月14日的小榜山防衛戰中犧牲,1939年1月初,惠州名紳張友仁收拾小榜山的忠骸。通訊寫道,“雖經過兩個月,(殉國士兵)多還沒有化腐、一個個的仍斜傍在壘溝內……”合上別處所拾獲的遺骸,約有百具。惠州各界在水簾洞的山上舉行了“東江抗戰殉國將士公葬典禮”。
侵占惠州期間,日軍燒殺搶掠,放毒劑也是例牌。據惠城文史叢書之《永不忘卻——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一書發現,日軍在惠州殺人手段殘酷,形式多樣,其中有人是“被毒針打死的”,如1942年2月,住惠州府城(今橋西)一橫巷的黃姓市民,被屠城日軍拉去打毒針,肚脹、便血,5天后不治而亡,時年46歲。
細菌戰
日軍細菌部隊放流民至惠州
此外,惠州四次淪陷期間,多種傳染疾病橫行,矛頭直指日軍的細菌戰。
“自第一次淪陷后,惠州瘧疾大流行。染此病的人最怕是在逃難途中病發,有少數人會因此導致死亡。”(引自梁自力《日軍攻占惠州前后見聞錄》)
1942年,惠州霍亂大流行。梁自力隱約感覺到這是日軍的細菌戰所致,他在《日軍攻占惠州前后見聞錄》中說,在霍亂大流行之前,有一次空襲后,人們發現低空中漂浮著許多像蜘蛛絲一樣的絲體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無人向政府報告,也無人收集進行化驗,這是否與霍亂大流行有關,誰也說不清。
從1942年底至次年春,惠州又遇上大旱災。惠州市嶺東文史研究所副所長何志成《惠州歷史上的自然災害和天地異象》一文描述了當時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情景:1943年春,惠州大旱,自上年12月以來4個月無雨,加上日軍入侵,糧價飛漲,百姓用野菜、竹米充饑,平山、淡水兩地餓死5900多人,有4800多戶因賣兒女、田屋而無家可歸,逃荒者2萬余人。
與災荒而來的是各種疾病,疥瘡、瘧疾、傷寒病和炭疽病等。葉偉強的《大旱災:1943年》(收錄于惠城文史叢書之十《鵝城憶舊》)直接點明,上述疾病,與日軍波第8604部隊有關。當時,日軍在廣州南石頭村設有難民營,大量粵港難民囚禁在此。他們吃了日寇的粥飯和湯水,便身帶細菌,染上各種疾病,不知是日軍故意或是別的原因,讓不少難民逃出來,涌來惠州后流落在各個角落和一些熱鬧的地方。
據記載,這批難民到惠州后,隨處大小便、和人們接觸,疾病便傳染開來。惠州人得病后,痛楚凄厲,又無藥醫,不幾天便死去了。
《新華每日電訊》7月10日刊發新華社文章《惡魔除了“731”,還有一個“8604”!——侵華日軍在粵進行細菌戰情況的調查報告》介紹,8604部隊創建于1938年9月,組建于日本大阪市,當時稱“第21野戰防疫部”。1938年10月12日,該部隊隨侵華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于31日抵達廣州,在原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設置大本營,直屬華南派遣軍司令部,兵力逐步增加,部隊更名為“波第8604部隊”,對外稱“華南防疫給水部”,實質是進行細菌研究和細菌戰的部隊。

今年7月7日,廣東省檔案館“抗戰檔案史料捐贈儀式”現場展出的“波第8604部隊”名冊(復制件)。侯縣軍翻拍
廣東省檔案館的材料顯示,1939年的廣東省政府訓令說:“日軍為防止我游擊隊蔓延,早有廣散傳染病細菌于戰區之計劃。1939年由東京運滬大批菌苗……共分鼠疫、霍亂、傷寒、白喉、赤痢之5種,制成雪茄煙式之藍、黃兩色玻璃管,已分送華中、華南各前方。令放棄陣地時,投置于河井及民房中……”這也證明當時的廣東省政府洞悉日軍在廣東進行細菌戰的陰謀。
有學者研究統計推算,死于“波第8604部隊”細菌實驗的粵港難民約有4000人,受害的華南百姓更是不計其數。
防與治
亂世大醫仁心仁術
由于連年戰亂,死于疫病之人究竟有多少無法統計。亂世連年,唯醫道永恒。在疫癥、大旱災、災荒交替上演的惠州抗戰時期,一代名醫呂奕良大顯身手。
梁自力在《日軍攻占惠州前后見聞錄》一文說,疫癥流行期間橋東幾乎每天都有人死于霍亂,當時衛生部門并沒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疫癥蔓延,只有呂奕良醫師告訴群眾多吃蒜頭醋對預防霍亂會有一定效果。
呂奕良,惠陽平潭人,早年赴廣東醫校求學,學成后赴澳門臨床實習,完成行醫實踐的最初積累。
1939年3月,呂奕良受惠安醫院院長之聘出任醫師。1940年秋天,多次受到日軍空炸的惠安醫院遷往龍川老隆,1941年局勢稍定才遷回原址。也是在1940年秋天,呂奕良離開惠安醫院,受聘若瑟醫院醫師,他的夫人潘照波也跟隨過來,任護士兼助產士。
日軍依舊空襲不斷,1940年12月某日下午4時,日機將一顆重型炸彈投向人群躲避的若瑟醫院樓房,造成數百人死傷。數天后,日機在水東街尾、西門口附近又把六七枚炸彈投向來不及疏散的群眾,死傷數十人,當天住在若瑟醫院的傷者達40多人。
據管麗芳《若瑟醫院簡介》(收錄于1991年惠城區政協編《惠城文史資料》第七輯)記載,呂奕良與他的同行,奮力搶救傷員,包扎、止血、清創、截肢、骨折固定……克服沒有X光、沒有輸血、沒有石膏等重重困難,憑著臨床經驗,用棉墊、夾板進行骨折固定,用簡單的手術器械,在局麻或吸入全麻下進行口腔、五官科手術,挽救了不少傷員的生命。管麗芳說:“呂奕良他們連續四天四夜沒有睡覺,只在吃飯時坐下來休息一會,接著又繼續做手術。”
相關資料顯示,呂奕良和妻子潘照波為了搶救傷員,根本顧不上照料當年年幼的兒子,甚至一度忘記了他的存在,他們將兒子鎖在大木柜里任由他哭鬧。
晚上搶救工作告一段落后,夫妻倆回到被炮彈炸得凌亂不堪的家時,聽見孩子嗷嗷大哭的聲音,發現他大難不死,才頓時痛哭流涕地喊著“謝天謝地”。
亂世中,惠州醫生呂奕良仁心仁術,成為愛國大醫。
(侯縣軍)